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2008年11月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的出台，使包括决策层在内的中国各界，都明显地感受到美国爆发的金融海啸不仅已经快速地传导到中国的实体经济，而且这种影响远远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甚至给人以大起大落的感觉。记得今年9月美国刚刚发生金融海啸时，笔者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公共治理的14字应对策略，这就是“防滞胀、保增长、让利于民、还权于众”。像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经济大国，我们如果不能保持经济较高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引发很多问题。我们的经济增长出现滞胀的标志，大概不能是西方普遍认可的1%的标准，而是5%以下。因此，保增长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笔者认为，中国11月的经济数据，至少反映出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美国次贷危机发展到金融风暴，已经很深刻地传导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尽管我们的金融体系整体上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由于外向型经济的特征以及对外需的依赖，只要外部出现了风吹草动，就很快会传导到我们的实体经济上来。这说明中国的经济真正步入了30年以来最严峻的艰难期。

　　二是各方对未来中国的信心下降。这种信心下降既反映在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更表现在对未来中国改革前景的担忧。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我们的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如加大投资力度，启动内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什么还没能挽回社会的信心呢？这至少有三个重要原因：首先，人们会担心，这样大手笔的政府投资，如中央提出4万亿，地方提出18万亿，这些投资所建设的大项目，会不会使中国的发展方式又回到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三高换一高”的状态呢；其次，如果我们的监督不能有效跟进，会不会导致权贵资本的进一步膨胀；再次，尽管我们的投资中有很多事项直接涉及到民生问题，想解决弱势群体、低收入阶层的问题，但是由于政策链过于漫长，投资到民生方面的钱会不会使老百姓受惠。就笔者个人而言，倒是不太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明年会降得很低，因为毕竟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内部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弹性，目前经济之所以出现快速滑落的现象，主要是我们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本身还需要有一个发挥作用的过程。笔者真正担心的也是上面所说的三个问题。

　　防止出现大的误判

　　中国改革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注定要在应对危机中开始未来发展的起步。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的一枝独秀，除了我们主观的努力之外，笔者以为客观上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活力。我们可以想想，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未，当世界经济刚刚出现一体化的趋势时，国际资本正想找一个能够赚大钱的地方，而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自己的国门，世界资本像潮水般地涌向中国，给我们的经济注入了强大的动能。二是廉价劳动力。过去中国的农民不能进城打工，改革开放以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从农村涌向乡镇企业和城市，这些人饥不择食，只要给他点钱就干，因此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这可能是成就中国过去30年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两种红利越来越少。未来世界还能不能再有一个和平发展的30年战略机遇期，不得而知。但是即使真的还有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不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也未必能抓得住。原因就是我们以往的优势几乎不复存在。我们既不是世界上最佳投资地，也没有那么多的廉价劳动力了。所以，要抓住未来的发展战略机遇，只能提升我们的产业素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靠优化、有竞争力的经济结构和造就大批人才队伍。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世界经济竞争的阵地战以后，更是如此。如果说2001年以前中国还可以侧身和世界竞争，那么2001年中国加入WTO组织后，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世界经济竞争的阵地上了。这几年我们和国际社会的贸易纠纷之所以明显增多，也与我们自身的问题被充分暴露有关。由此我们看出，在采取重大刺激经济政策、保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避免过去走过的老路，真正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这样才能为我们未来的高增长提供竞争筹码。否则未来即使再有30年和平发展战略机遇，也未必能抓住。深化政府改革，是顺利度过经济难关的关键

　　在目前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我们要防止大的误判，大误判会导致战略失误。在笔者看来，应对金融危机，度过经济难关，整体上有两种大的思路：一是用经济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二是用改革的思维、整体思维，解决经济问题。很显然，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必须要动用很多经济手段，这无可厚非，但整体上说，必须用改革的思维，来应对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

　　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要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来应对危机。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比如，有人说，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和平崛起。如果说这个模式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实际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模式。这就是“基于市场经济的，体现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模式；基于现代法制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基于多党合作的，体现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协商政治模式”。很明显，以上述政治模式所构成的政府管理体系、架构，无疑具有一定的优势，比如，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对社会有比较强的控制能力，也可以整合各种力量办一些大事等。

　　但也应当看到，我们的这种公共治理模式，确实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如政府公权力的行使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出现明显的腐败；政府与民争利或者鼓励垄断行业与民争利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政府自身的行政性支出过高，而用于社会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等方面开支明显过低；政府的部门利益严重，导致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平正义受到质疑。政府存在的这些问题，都会对我们的救市行动、刺激经济的最终结果产生深刻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如果没有对政府自身的改革，比如削减政府的开支，废除特权，大幅度减税，取消政府过多的收费事项，真正让利于民，加大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改革政府的投资融资体制等，就可能对我们应对策略的成效大打折扣。因此，如何通过深化政府自身改革来推动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也许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需要认真研究的一篇大文章。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改革报 2008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