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国涌

　　

　　

　　
　　
　　

　　霍英东走了，这位创造过商业奇迹的超级富豪，他的名字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人们都不陌生。他白手起家，不靠祖上遗荫，完全从艰难困苦中打拼出来，提供了20世纪香港商业社会创业成功的一个典型范例。他出身贫寒，到6岁都没穿过鞋，7岁丧父，在贫民窟里长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当他踏上有荆棘也有玫瑰的创业路，正好赶上了一个东亚经济复苏的大时代。他在30岁之后进入房地产业，首创了“分期付款”、“卖楼花”等举措，如今已是全世界地产行业的通行做法。他在商界从此一路高歌，在许多行业都有成功的投资。在挡不住的滚滚财富面前，他没有像有些暴发户那样追求奢华的个人生活，据说，他一直保持着节俭的习惯，比如在饮食上偏爱的粟米和芋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节俭与他对社会的慷慨捐赠恰好构成了十分鲜明的反差。

　　巨额财富聚集在一个人身上，其中固然包含着个人奋斗的辛劳、汗水和智慧，同时也是特定社会所提供的空间与机会，是许多的机缘巧合所造成的。财富的积累到底用来干什么？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还是捐赠给慈善、公益事业，回馈社会，造福社会？答案应该是清楚的。1984年，由他出资10亿港元的“霍英东基金会”，主要就是为了向内地捐赠而设立的，其中一部分是现金，一部分是他投资的产业(如广州的白天鹅宾馆、中山的高尔夫球场)，每年的利息和赢利用来捐款。有一年，霍英东专程来到福建，参观了华侨陈嘉庚先生捐资创立的厦门大学，以及在故乡集美捐资兴办的“教育城”，陈氏倾力造福桑梓的事迹，令他深为感动。他后来在自己的故乡广东番禺大事开发，投资规模超过了“霍英东基金会”。这当中隐约就有陈嘉庚先生对他的影响和启示。
　　《大公报》称霍英东是全港捐献最多的大慈善家。过去的数十年间，他的慈善捐款大约在150亿元以上。2002年4月，当他退出“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时，作出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他将价值60亿至70亿元的股份全数设立一个基金会，帮助澳门的建设。这些年来，据说他为内地的文化、教育、体育事业以及故乡番禺建设捐赠的数额，总数已超过了40亿港元。难怪有媒体说他是对内地捐款最多的华人资本家。

　　自20世纪60年代起，霍英东就和内地有生意上的合作。1978年开始，他率先在内地兴建酒店，并投资其他产业，可以说参与了内地经济改革与开放的全进程。早在1979年他就被聘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在他的一系列长长的履历、头衔中，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标记。香港舆论称他“爱国至诚、为人谦厚”，当然不光是指他对社会的捐赠，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浓厚的大中华主义情结。他积极支持香港回归，乐于充当香港与北京之间的桥梁，他热心为北京申办奥运会而奔走，处处体现出大中华情结。这一点，不仅在他，也在他同时代的一些香港富豪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情结之所以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显得那么强烈，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生活的那片土地曾经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们的成长期又恰逢抗日战争，亲历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岁月，见证了香港在日本军国主义刺刀下颤栗、呻吟的日日夜夜。他们对祖国、家园的感受是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不容易体验到的。

　　霍英东是商人，更是中国人，他的眼睛里始终含有一种对泱泱中华的特殊感情。他的内心世界是丰富而复杂的，表现在立世行事上也都不是那么简单化。作为香港“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晚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席一些公开活动，亦商亦政，其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他的离去，意味着那一代“红色资本家”的陆续谢幕。但我相信，当他们成为历史之后，他们的财富神话、人生传奇、政治选择，将依然是市场化社会里常说常新的话题，霍英东这个名字也注定不会轻易地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