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文选》
文 / 顾城

　　
选载目次：

我的一张调查表
剪接的自传
责任与思索
“我曾像鸟一样飞翔”
一段笔记(声音的道路)
“恢复生命”
“等待这个声音……”
“别有天地非人间”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与穗子谈
从自我到自然
家信(1993年9月27日至10月6日)



第一辑　剪接的自传（生平）


辑首语：


满天星星都看着我的时候，我觉得最美丽的不是星星，而是这个小小的蟋蟀的歌声。一个小虫子，拉着它的琴，在一个很小的土洞里，不是为了赢得观众，只是因为热爱。这个蟋蟀和我们人一样有它的生命，它的生命本身就是一支歌曲。
——《“恢复生命”》






我的一张调查表

你的年龄和主要作品？

年龄：二十五岁。
主要作品：
几年来，进行了一些新的艺术探索，发表了近四百首（篇）诗、散文、歌词和童话。其中自我感觉较好的有：《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水乡》、《回归》、《初夏》和《抒情诗十首》等。《抒情诗十首》愧得1979.10—1981.12“星星诗歌创作奖”。

幼年、少年对你影响最大的人？

是什么构成了最初的我？
是老婆婆在深夜里洗衣时，唱起的安徽歌谣？是姑姑哄我们睡午觉时，讲起的战国故事？是姐姐制作的纸苹果和不倒翁？是爸爸无论怎样奔跑也放不起来的布风筝？是拿着彩色小书送我回家的老师？是同学？
到底是什么？
那最大的，最不可代替的，当然是我的妈妈。我和姐姐都崇拜母亲。
小时候，我总在想念妈妈。我想念她，就像大海里的小木片思念着陆地。不管妈妈在多么遥远的地方，似乎只要她轻轻嗯一声，我就能听见，只要她向我走来，我就能感觉到。记得有个冬天，我发着习惯性的高烧，妈妈赶来了，把我包得厚厚的放进儿童车里。车上蒙着白纱布。她推着车，送我上医务室。世界都睡了，只有星星还又大又亮，小车吱吱地响着，妈妈给我讲起了童话。多美的童话，至今我仿佛还能看见，童话中的世界，正和那洁白的水汽一起，在夜空中轻飘……
妈妈的爱，形成了我天性的内核。我渴望相信——超越相信自己的相信；渴望给予，也渴望得到；渴望在无私的人和世界中生活，渴望属于神圣的信念，渴望自由和美；渴望在爱的光波中，战胜死亡。

你一生中，性格变化的重大因素？

我不能设想一生，我只能回忆我所经历的二十五个春夏秋冬。
在我生命中，有一种狂热的季风，使我去爱瓢虫背上的图案、水鸟的羽毛和在自然中升起的梦幻，使我去爱人，去爱祖国的南方和北方——那些像黄昏一样沉默的农民、那些背草筐的孩子，尘土使他们的微笑动人，使我爱我的小朋友，她会由于黑蝴蝶的飞舞而感到恐惧，爱她的亲人……我的爱，有时又那么缺乏彼此间的联系——爱真理，爱磨光的金属和炭石，爱一种天上的颜色……
是对生活的爱，对大自然的爱，改变了我，洗涤了我的灵魂，使我不断远离低俗，而再生。当然，狂热造成的盲目，也曾使我痛苦，也曾使我发生几次大的突变。痛苦使我学会思想，冷遇使我变得自尊和强悍。

请你确定你的气质？

我好像是一个多种气质的联邦。我喜欢像小孩那样去乱蹦乱跳，也喜欢像老人那样，在暮色中冥想，用安详的声音，去宽慰世界。我的血，会在严酷的冰层下，几年内毫不流动，也会突然因为战斗和唯一的爱情，而猛烈燃烧。我迟疑，也敏捷；我孤僻，也能与众多的人交往；我多变，也始终不变。由于每种下野的气质都服从于执政的那种气质，所以，我觉得自己还相当统一。

请你确定你的性格？

我的性格状态和气质一样，是个联邦。但有所不同的是，这个联邦有个主导的统帅，那就是，我从母亲身上承袭来的，唐·吉诃德式的性格：不太合乎潮流的好心、勇敢和在根本愿望上的不屈服。

你性格基本定型在什么年纪？

也许，就是现在。

在你成功之路上，有哪些性格帮助了你？哪些阻碍了你？

顽强的自信，似乎帮助了我，使我总能以加倍的努力，去抵抗压力和打击。给压力以压力，给打击以打击，我觉得是件愉快的事。
我只能说“似乎”。因为我还无法证明这种性格的利弊。我自知成功的大路还非常遥远。
过去，我自我宽容的惰性较强，它严重地妨碍过我。

你认为做你这项工作应具备哪些性格特征？

我以为各种性格的人，在艺术世界里，只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只要真诚地走，就都可以达到某种高度。内向的人，可能发展温情主义艺术；外向的人，可能发展英雄主义艺术。
我以为，不论哪种艺术家，要想真正登峰造极，都必须具有一个起码的品质和天性，那就是不屈服，不为世利所惑，不为威势所迫，永远不拍卖自己的心，就是面临着毁灭的深渊，也要向着真理和梦想迈进。
在这个意义上说，屈原是一切艺术家的最高典范。

您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我有过许多爱好：看各式各样古怪的书；游泳；躺在没有人的草丛里，默默看云；捕捉各式各样的甲虫、蝶、蛾来制作标本；进行一些从不成功的化学实验；熔化一些有色金属，来铸造人像；看电视画速写，记下一个个生动的瞬间；收藏画页；打羽毛球或是连续不断地下围棋……
我喜欢干的事太多了。可惜，现在连检阅一下似乎都顾不上。在时间上，我是个大大的“穷人”，我必须数每个小钱——一分一秒，来维持我的学习，偿还过去由于“挥霍”而留下的债务。我太“穷”了，只能活一生。我的一生，只够干一件事——学习写作。有时，我觉得这很残酷，但又无奈。在人类解决寿命问题之前，我大概很难再有“业余”可以留给其他的爱好了。

您的人生格言，或是要讲的话？

我觉得人活着，就有使命，就应做些该做的事，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
我希望，我能做好自己的事，使灵魂净化，使年轻的花瓣飘逝时，留下果实，使生命不会因为衰老而枯萎。我要用我的生命铺一片草地，筑一座诗和童话的花园，让孩子们融合在大自然和未来的微笑中间，使人们相信美，相信今天的希望就是明天的现实，相信世界会爱上理想，会成为理想的伴侣。
我愿我能完成这些。我渴望能毫不惭愧地走向最后的时刻。在生活和创造的路上，我越来越喜欢那句古老的中国格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82年4月5日







剪接的自传

１
我轻轻地打开一封读者来信，信很短，写成了诗的样子——

多么想了解你呵！／你是雾中的谜；／多么想热爱你呵！／你是天外的星。
——读者

没留地址，没有署名，有什么呢？有一颗真诚的需要着的心。
朋友，当你需要我的时候，也正是我需要你的时候。
我将在这篇剪接的自传中，告诉你：我的过去、现在和想象中的将来。你会知道，我和我渺小的诗，并不属于雾和遥远的群星，它属于你，属于人民，属于我们民族漫长而沉重的夜晚，属于人类的共同需要——明天。

2
我是一个秋天的孩子。
在我出生的北京医院附近，有一座藏式白塔。

3
两岁时，我发明了一种近乎鸟叫的语言，除了比我大两岁的姐姐，谁也不懂。
我很快地说着、做着手势，父母急得叫我姐姐，她飞跑过来进行翻译。有一次她翻错了一个字，我竟站在穿衣镜前愤怒了好半天。

4
我放弃了自己发明的语言，开始像所有的小孩那样说个不停，笑或者哭。我经常使用哭，因为我总不想去幼儿园。后来，当我发现这种努力很徒劳时，就换了一种方式，我把脸贴在凉凉的玻璃柜台上，像小蜗牛一样不肯离开——我要买书。
妈妈每次都满足了我补偿损失的要求。我的书在幼儿园里堆积起来。

5
幼儿园的夜，很静。我和另一个小朋友躺在小方床上，我们比赛“熬夜”……
我没能赢得这场比赛。
天亮以后，那个小朋友神秘地告诉我，在我睡着的时候，他在月光下，用纸叠了一个天鹅。我一下子被触动了——“月光”？多奇怪，“月光”⋯⋯我老忘不了“月光”这个词。它唤醒了我对那个夜晚全部的感觉。
当然我不知道，这属于诗。

６
像所有六七岁的小孩一样，我对诗的认识只限于顺口溜式的押韵。
一张好看的明信片，引起了我写诗的愿望；严格地说，不是写，是口授（因为我还不会写字），执笔的是我姐姐，那天她穿着一件节日的红色毛衣……
诗的全文是：
星星在闪耀，／月亮在微笑。／我和姐姐呵！／等得爸爸回来了。

信写成之后，我和姐姐在春天的风中走了很远，又费了好大劲才把信投进高大的邮筒。
明信片在父亲的单位里，引起了一点小轰动。

７
一切都有一个真正的开始。
我上学了，并且走在放学的路上。
雨把世界洗得那么干净，令人愉快。
我把书包挎在胸前，走过一棵熟悉的塔松。
我忽然呆住了——真好看！塔松绿汪汪的，枝叶上挂满亮闪闪的雨滴；每粒雨滴，都倒映着世界，都有精美的彩虹，在蓝空中游动……
我的心，好像也挂满了雨滴。
曾经被“月光”唤醒的感觉，又开始闪耀了。
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父亲；父亲竟很高兴，他把温和的大手，放在我八岁的前额上；他告诉我，这就是诗。

８
“我将来是诗人！”
这种莫名其妙的光荣感，像下午的太阳一样，晒得我背上发热。
衣冠整洁的班主任，正在教我们朗诵一首诗。我想，该叫我了；老师真的叫了：“顾城！”
我慢慢站起来，望着旧报纸糊成的顶棚，好像望着巨大的蓝色天空，升腾的气流，使我变成了统帅……
我被自己的声音震动了。我不知是怎么结束朗诵的，只记得坐下来时，必须用手按住膝盖，来制止那激动的颤抖。
下课后，所有的同学都兴奋地学我的样子，又喊又叫。

9
我的同学渐渐觉得我不太爱说话了，他们甚至认为，我比最缄默的女同学，还要善于不好意思。
其实呢，那时的我，内心充满了不知何处而来的喧闹；我的心被驱赶着，在时时变换和世界的位置；我害怕……
在街上奔跑的落叶、碎裂的大字报、默默思索的烟囱、同大地上的灯火遥遥相望的群星，取代了我心上闪耀的雨滴；我开始想到无限和有限，自然和社会，生的意义，开始想到，死亡——那扇神秘的门……
这一切，都是“罪恶”，都是不能说的；在教授“语录”的学校里，我沉默了。沉默久了，就形成了习惯。

10
十一岁，十二岁，我开始用一些片断的句子，记录自然界给我的感觉和启示。它们是我最初的艺术语言吗？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那时我的全部热情和灵魂，是系在昆虫翅膀上的。
那是一个傍晚，抄收书籍的工宣队员们，拖着沉重的麻袋走远了，我独自坐在空空的书柜前，不知在想什么。光线越来越暗，我的手一动，忽然在旧报纸下触到了什么；我开了灯，那是一本著名的科普读物——法布尔的《昆虫记》。
就是这本幸存的《昆虫记》，使我一夜之间，变成了狂热的昆虫爱好者。上百万种昆虫，构成了一个无限神奇的世界——金龟子身上黄金的光辉，知了背上黑陶的色泽，瓢虫和蛱蝶身上怪诞的图案，每夜都在我的梦中浮动……
我是富有的，我搜集了那么多标本——大自然给我的诗的语言。

11
语言是不够的。生命需要的是一个世界。
我隐隐感到了它的召唤。
我吃力地走在北京灰色的街上，用一根粗电线，拉着城砖。我的身体在修筑“反修”的“地下长城”，我的眼睛，望着天空。
我在想法布尔的话：
“我有个最大的梦想，想在野外有个实验室——一块小小的土地，四面围起，冷僻而荒芜。最后我得到了这个乐园，在一个小村的幽静之处杂草多极了：偃卧草、刺桐花、婆罗门参⋯⋯沙土堆里，隐藏着掘地蜂和猎蜂的群落⋯⋯树林中，聚集着唱歌鸟、绿莺⋯⋯小池边住满了青蛙，在五月，它们组成了震耳欲聋的乐军……
“有这许多亲爱的小伴侣，所以我放弃城市来到农村……”
是的，我们全家要去农村了。

12
我在幻想着，
幻想在破灭着；
幻想总把破灭宽恕，
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
——1969年 北京临行前

有时，诗比作者要聪明些。
当一辆摇摇晃晃的卡车把我们全家的人和行李，拉进一个草和泥土筑成的村落时，我相信了这一点。
第一个乡村之夜，是悲惨的，东西散在土院里、村道上，全家排列在一张小土炕上，一切静极了，黑极了，好像世界已不复存在。我们开始学会思考人类最早发明的几个字——水、火、光……
再见，J·H·法布尔。

13
没有烧的，没有吃的；从远处挑来的水也是那样苦涩……书呢？自然没有。
我的幻想和我，都变得像枯枝那么脆弱。
就在这时候，春天来了——
冰柱在台阶上摔碎，碎成晶亮亮的一片；雪水流出了村子，映照着北方深蓝色的苍穹；紫色和绿色的小草，微笑着，在路边出现；大雁和野鸽的鸣叫充满了整个荒原……
我的灵魂一点点熔化了，溶化了，变成了诗的溪流和瀑布……

火山爆发了
积雪融化了
泉水在岩石的皱纹中喷涌
飞溅的瀑布连接着天际的彩虹
……

14
我似乎真的进入了光的世界——太阳在高空轰响着，把白热的光，直泻在广阔的河滩上，直泻在河滩上千百个圆形的小湖里，直泻在我脱皮的手和红肿的肩上……
我好像解体了，皮肤再不是我的边界，大地再不能用引力把我捕获⋯⋯我是那么那么地自由，随着滚热的气流在太空中浮动——
……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 ／……
黑夜来了／我驶进银河的港湾／几千个星星对我看着／我抛下了／新月——黄金的锚／……／装好钮扣的车轮／让时间拖着／去问候世界／……／黑夜像山谷／白昼像峰巅／……／／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
当我用手指一字不改地在沙滩上写完《生命幻想曲》时，在河湾里游泳的父亲已经来到了我的身后。他说：我们放的猪已不知去向了。

15
我和父亲经常在猪棚里对诗。他写一首《沼泽里的鱼》，我就写一首《中枪弹的雁》。我们写完，就乐一阵，然后把诗和稻草一起，塞进了土灶。土灶上经过发酵的猪食正冒着热气……
父亲说：火焰是我们诗歌的唯一读者。
我用木炭把这句话写在锅台上，又用手指一点点擦掉。

16
镰刀在我手上啃了一下，我这才发现，血珠这么美丽，一粒粒，闪射着红宝石的光辉；我不能割草了……那些纽扣一样圆圆的小花，同情地看着我，似乎含着透明的泪水……
我沿着弯来弯去的小路，向村里走，想着那些小花的目光，她们没有名字，没人知道她们，她们不能避免上天给予她们的灾难……她们开放着，开放着，不是为了得到什么。
我回家包好手指，把所有幸存的小诗都抄到一个本子上；在封页上写了几个字——《无名的小花》。

17
属于北方的风，第三次吹落了草滩上那些无名的小花。
我们家搬迁了，落叶一样，被“风”吹到一个依山傍海的县城附近。
秋天，春天，整整一个春天没有雨；山上的土和石头都被晒得白晃晃的。十五岁的我，自告奋勇地和许多农民一起向山上挑水。我也赤着脚，为了在陡峭的山路上，不至于打滑。真重呵！在我渗血的肩上，是倾斜的天空，是摇动的土地，是国家……
我摔倒了，铁桶发出轰鸣，落进山谷；我却被两个筋肉纵横的农民挡住了。他们用同情的目光看了我一会儿，就没收了我的扁担，想当然地分配我这个已有三年多没上学的“学生”，去写一首诗。
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写诗。我拿块白石灰来到小黑板前，惭愧得不敢看周围忙碌的人影。写什么呢？写小花？我笑了一下，写下了几句当时最通行的七言——
宽肩挑尽千潭水
阔步跃上万重山……

18
我终于来到了一座“山”的面前，这座“山”是由图书和画册组成的：
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曹雪芹……
雨果，巴尔扎克，安徒生，哈代，陀斯妥也夫斯基，杰克·伦敦，西蒙诺夫，罗曼·罗兰，惠特曼，海明威……
提香，达·芬奇，米盖朗琪罗，伦勃朗，列宾，罗丹……
在数不清的太阳照耀下，黑夜消逝了，我几乎忘记了睡觉，一刻不停地看着，读着，向着伟人的陆地狂奔；直到起床号隐隐地响起，我才一头倒下，耳边一片海的轰鸣……
这是继昆虫学之后，我的第二次“热恋”。

19
在诗和绘画之间，我迟疑了一个春天；后来夏天来了，我选择了绘画。选择它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绘画比较实用。
为了生存，也为了艺术，我走向城市；走进一间冰冷的小北屋里，非常愚蠢地把铅笔削得尖尖的，画那些石膏球和碎花瓶。我觉得乏味，却又在不停地强迫自己，终于有一回忍无可忍了，我一把扯开黑色的遮光窗帘，在一瞬间，我懂了颜色。

20
世界不是素描，世界是彩色的。
我开始面对社会，我想知道世上的一切，知道真理。
我读各种各样的书，和各种各样的人谈话。
又是一个大月亮的夜晚，我从一个朋友那儿归来，血因为讨论人类命运而发烫，我独自坐着……最后打开了一本关于辩证法的书。
当我合上书时，天已经大亮，我的手脚很凉，火红的晨光似乎并不能使它们温暖起来——我已经离开了自己。
当我扶着桌子吃力地站起来时，我以为，我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21
我的大脑里成立了“巴黎公社”。
我以我独特的献身狂热焚烧着自己，改造着自己。
我吃粗粮，不吃肉和糖，极力减少睡眠，大读哲学、历史、马列著作，同人辩论一些无法去验证的宏观和微观问题……
最后，我成了一名好工人，拼命干起活来……

22
在忘记艺术的那几年里，我似乎真具有了万能螺丝钉的特性。
——在窒息的夏夜，我穿着大胶靴，昏昏然地站在流水线旁，双手不停地翻动上百斤、上百度的熔糖；我不断地睡着，又不断地被烫醒……
——在行人稀少的雪天，我赤着膊在街边拉锯……屋里是暖和的，我的师兄弟们，正围着炉子讲可怕的下流故事……
——我得意地哼着歌，注视着一大张我刚画好的电影广告……
——我心惊胆战地站在十六米高倾斜的铁皮屋顶上，涂着防锈漆……
——直径一米的大树滚动，压弯我的撬棍……
——电刨刀一声轰响，打得粉碎，我本能地跳上去，拉断了电线……
——我变黑了，飘落的烟尘和溶化的沥青，把我涂成了最黑的黑人……
——我变白了，生石灰的粉末在我的气管里发烧……
——我盖着一小片塑料薄膜，在湿草地上睡觉，身后是我和同伴们用锌板做成的游艺模型……
——我拿着奖状不知所措，短跑第一、铅球第一、先进团员……
——我站在王府井的一个柜台后，客气地把网球鞋递给一个想买跑鞋的外国人……
——我一边寻找工会公章，一边镇定地对办理手续的人说：再研究、研究……
——我关上轿车的车门，走进戒备森严的文化部……
——我蹬着一辆泄了气的三轮板车，把一个垂死的独臂老人拉向医院……
…………
命运使我从各个角度，瞻望了这个巨大的社会。
最后我到达了广场。

23
那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广场。
黄昏，金色的火焰和蓝色的烟缕交替升起；在欢呼声中，我献身的热望达到了顶点——我鼓掌，我喊，我要截断灭火的水管，我要同人民一起焚烧这最黑暗的时刻……
广播响了。我被一大群结实的民兵，撞倒在地；当我触到生硬的地面时，我忽然懂得了我毕生的使命……

24
我对热衷于培养我的党支部书记说：“我要写，一生都不够。”
书记有些莫名其妙。
过了半天他才说：“那么，工作呢？”

25
刚找到工作的姐姐，递给我几页诗，她说：“快看，有人写像你《无名的小花》那样的诗！”
我在静默的阳光下，读着这些诗，陌生的诗……
我看完之后，独自呆了很久；久久地望着那枯枝后，无声的晴空；我望着，为了相信，相信被我自己、被习惯埋葬了的真实和美……
最后我掀起床单，用手帕擦去《无名的小花》上经年累月的灰尘……

26
一个区办小报——《蒲公英》，大胆选用了《无名的小花》中的几首诗。
《蒲公英》迅速销售一空。

27
一个新的领域在缓缓展开——
许多长者亲切地注视着我……
许多杰出的诗友和我在微笑中相识……
在新结识的大师、长者和朋友中，我开始回忆那些被遗忘的语言，开始感到自己的无知和渺小，开始环视今天的世界……

28
世界上有一种引人遐想的东西，叫作“云”；“云”成其为“云”是需要距离的，当人们真正走近它时，它就成了“雾”……
在需要澄清的雾中，我来到了嘉陵江边。
江岸是陡峭的，巨大的石块在崩落中突然停止，形成了危险的悬念；被污染的江水中，乌篷船舞动着细细的桨，正在远去；山路上，走来一位老人，他和牛一起拉着古老的木轮车；在不太远的山洼里，有两片墓地，一片埋葬着四九年在烈火中永生的前辈，一片埋葬着六九年在武斗中阵亡的同辈；他们都呼唤过这片山河……
我在岸边坐了很久，想了很多……

29
我在想祖国。
在想她给予我们的，和需要我们给予的。
在想她的历史，她的伟大和不幸。
我把我的一些直觉印象和思想片断，整理成一本诗体笔记——《白昼的月亮》。

30
月亮像一粒小小的冰雹，在温暖的呼吸中溶化了；整个江南都在细雨中喃喃低语⋯⋯我感到了她无限的美……
我听见／鸟和树叶的赞美／木锯的拍节／橹的歌／兰叶和拱桥弧形的旋律／风，在大地边缘／低低地询问／……／没有脚印／没有步音／排门却像琴键般／发出阵阵轻响：／……！——……！——／我知道了／我有两次生命／一次还没有结束／一次刚刚开始。／……
美的感知，永远会超越机械的思想；在一片湿润的树影中，我开始书写我的第三个自编诗集——《水乡》。

31
经过不懈的投寄，《水乡》、《白昼的月亮》中的部分诗稿在《诗刊》、《星星》、《长安》等处发表了。
意外的回声使我惶恐。近百家报刊发表了评论文章，围绕着两首极短的笔记型小诗展开了争论。两首小诗都是表现一种特定心理的——

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远和近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前者获得了一些赞扬；后者受到了一些批评。
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促使了我进行更深入的理论学习。我开始系统地读哲学、美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我的信念渐渐集结起来……

32
在我的信念集结之时，我的所在单位因为各种危机而解体，我加入了待业者的行列。
我是待业者，我等待着。我需要稻谷、蔬菜、阳光，需要安静的时间去学习和创造，需要在亲人和朋友中间愉快地说话，需要无私地给予和得到……
我的等待是忙碌的。
祖国的一切都是彩色的象形文字，都在告诉我，该做什么了。时间在催促，——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岁也开始啦！你的使命呢？
我的等待是忙碌的，不可以有片刻的停顿；我所属于的一代人，是必须奋斗才能存在的一代人。
我最欣慰的时刻，是用一本本新写的抒情诗遮住过去的“诗集”。
——《世界是彩色的》、《在梦海边》、《牺牲者·希望者》、《十二岁的广场》……
最后两本是童话和诗体寓言——《可汗城》和《异国的传说》。

33
不，不是虚幻的传说，是真实的明天。
明天——
当世界到达了理想的彼岸，所有共和国的舰艇都抛下了锚，都温顺地靠在一起，永远在深水港内停泊……
朋友，那时你在哪？你在干什么？
你也许会穿着一身新衣服，向我走来，向我愉快地微笑，眼睛里再没有疑惑。那时，我们将一起靠在洁白的栈桥上，观看深水里闪动的鱼群。我们也许会谈到很晚，很晚，直到一万颗人造的星星布满夜空。那时，我无数的希望也许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不要再谈起这篇剪接的自传，因为它早该被忘掉了。
最美的是明天——我们的明天。

1983年5月





责任与思索

我是一九五六年秋天的孩子。在我的出生医院附近，有一座藏式白塔。
五岁以前我是快乐的。后来进了幼儿园就不那么快乐了。
为了逃脱幼儿园的拘束生活，我没进大班就上了小学。小学原是城郊一座有名的财神庙，有好几个院子，院里有可以在上面跳蹦的老树根和躺倒的石碑。二年级我又进了另一个小学，也是一座老庙，成了操场的庙院，中心一棵绿荫遮天的老槐树，三个同学手拉手都抱不过来。三年级我返回了可以在石碑上跳的小学。但我始终没有快乐起来。因为我必须记那些毫无生气的课文，必须定时和一些爱骂人的同学坐在一起。我是讨厌必须干什么的，再加上酷爱发烧，所以始终没能成为一名好学生。
放学铃一响，我就逃走了，逃到一个被称为“后边”的地方，或是荒凉的城楼上，那里有小鱼或是黄昏时开始爬动的刺猬，草长得比我还高。只要靠近大自然，我就会快乐。
文化革命袭来的那个夏天，我正在三年级，同学都兴奋起来，老师开始也还高兴，给我们念一段《燕山夜话》，然后怒火万丈地批判；很快好的就都变成了坏的，老师带头造反，把校长围了起来，校长也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要把模范老师修正主义地主分子捉起来。我当然再不用记课文，或者坐在哪个位子上了。
这个暑假一直放到了数九的冬天。我又转回了城里的老庙小学。头天上学，让我吃了一惊，窗户全都没了玻璃，椅子得靠你自己的腿才可能立住，两个出身好的学生为抢一个缺腿少的椅子掀起了战争，墙破了大洞，门过不去，我就从洞走了出去。
老师分成了战斗队，另一些被所有战斗队吆喝着摇煤球。同学也都分成了战斗队。又停课了。
我自顾自地爱上了一门科学——昆虫分类学。它很符合我渺小的志趣。野蜂，各种图案的瓢虫，法布尔的论述……我心里升起了幸福的美感，并且第一次想到了信仰。
正当我沉醉于抄写拉丁文昆虫学名和做昆虫标本的时候，却忽而又“形势大好”——再一次“复课闹革命”了。这一回革命更加深入，我们的课程成了吃忆苦饭、开斗争会、游行、拉城砖⋯⋯当我被命令上中学时，我真相信快乐永远失掉了。
六九年秋，当我听到要全家下放时，竟十分欢喜，想着终于可以自由地到昆虫中去了。卡车把我们拉到一个叫火道的村子里，我的欢喜凉了下来，眼前出现的并不是田园和草原，而是暗色的茅顶、土墙，和直达天际的荒滩……
在那片荒滩上我游荡了三年。没有上学，也没有去研究“昆虫分类学”。生活把我改造成了放猪和拾柴的爱好者，在圆形的大地上走，在崩裂的河岸上走，去追随风，去寻找绿色……虽然生存是艰难的，我对美的信仰却并没有削减；这种信仰有了另一种表达，就是写诗。
七四年夏天，我又回到了北京。进城后，强大的社会之风向我吹来，听天由命的薄帆破碎了，一本普及辩证法的小册子，使我相信世上有真理，而我有责任。出于这种幼稚的责任感，我到一个街道的作坊里，拼命地干起活来，木工、油工、钳工、壮工，都干过，几个月后就入了团。
七六年的那场震荡，使我的这种献身热望发展到了顶点，真正地感到那种献身之美。我竟然没有卷入到最中心去，之后便迅速冷静下来，一些无情的社会现实，在迫使人思索而不是行动。
后来，我通过业余学习哲学、美学、心理学和历史，逐步认识到了要振兴民族，光有献身的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对我们所处时代、社会和整个现实的足够认识，有真才实学，有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创造力。
我开始了有目的地学习写作。
七六年以后，我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约二百首（篇）诗、童话和散文。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我更清楚地认识了社会、人、自己，我要用笔揭示现实，表现理想，为了东方永远像太阳般光辉，为了真善美。

1981年3月





“我曾像鸟一样飞翔”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为什么要写？你认为什么是诗？它的意义是什么？

答：我一九七零年左右开始写诗，那时父母下放在山东农村，莱州湾附近，一片盐碱滩。我在荒地上行走，看大雁一群群飞来，围绕着我歌唱。我听懂了它们的话，感到快乐，真想哭一顿。真快乐！大地像轮盘一样转动，圆圆的太阳、月亮对望着，渐渐暗淡下去，人和自然融为一体。我是在那时塑造成型的，学会了对自然说话，写了一本诗，写了《生命幻想曲》。我说：“我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我说：“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
诗的领域，像世界一样广大，像生命一样奇异多彩，并不是一两个术语所能概括得了的，它将超越一切既定的界限。用流行的世俗的价值观去看待诗，就如同盲人摸象，即使有所得，怕也只能得一鳞半爪。非要在诗中求功利，其结果只能是煮鹤焚琴。
世界是广大的，生命和存在的可能是无限的。诗、美，那一片片光明，正是把人从狭小的观念存在中解放出来，归于自然。屈原、但丁、惠特曼、洛尔迦这些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甚至不是生活的胜利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小时候，我喜欢坐在屋顶上看下边的人，我看他们在尘土中舞动的手和脚，看他们衣服的颜色，看树枝一条条伸向天空。我爱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爱天的颜色和那些鸟，爱春天对我说的话，我不知为什么；后来通过诗才一点点想起以前的生命——我爱他们，它们是我。
我曾像鸟一样飞翔，用翅膀去抚摸天空，我曾像树枝一样摇动，像水草一样沉浸在透明的梦中；我曾经是男孩，也是女孩，是金属，也是河流，是阵阵芳香在春天里的流动。我曾经是，所以现在也是，我感到了自身在万物中无尽流变的光明。
我爱生命，也爱常变常新的游戏；我爱人，也爱自己长短不一的手指。站在神圣的诗的面前，站在万象真理的银河面前，我说：“我不是诗人，我不过是那光明留下的影子，我不会写诗。”

问：你对当前诗歌潮流怎么看，其中有什么缺陷？

答：我是赞成百花齐放的，如果可能，我更赞成百花百放。花各有季，不必开得太齐、太急，匆匆而来的往往也会匆匆而去。

问：你的年龄？

答：我九月满了三十。不过我对数字很怀疑，因为我出生时并无记忆，年龄是别人告诉我的，正像我不知道我死的日子一样，我也同样不知道我生的日子。

问：希望你谈谈你的爱情经历与代表作。

答：我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在这以前我就感到了她——她在南方细细编结的薄瓦下安睡，手里拿着玩具，像百合一样光明；她是真实的我，长大，生活，使周围灰暗的世界变得洁净；她是真实的我，正向我走来，我们将在时间的某一点相遇，我灰色的翅膀为此变成眼泪。我知道，我有两次生命，一次还没有结束，另一次刚刚开始。后来在开往北方的火车上我就遇见了她。我们坐在一起，我一看见她就知道是她。她前额的光辉中透出我想象的印记，她是我想象的结果。之后过了四年，信像鸟一样飞来飞去，终于有一天停下来做了一个窝。我们结婚了，这个世界上多了个小小的家庭。
她给了我很多幸福的时刻，也给了我很多绝望的时刻。在清晰的绝望中，她更临近了我的想象。就像当年我写《生命幻想曲》一样，我又写了《永别了，墓地》、《叠影》、《铁铃》、《颂歌世界》。这些诗一部分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黑眼睛》中，它们将离我远去。

问：你对读者的希望是什么？

答：把忘记的想起，把想起的忘记，在诗中看到自身。

1986年10月





一段笔记（声音的道路）

我忘不了那个声音，鸟飞走的时候我留在风里，一切忽然不同了，我听见万物在说话，声音轻柔透明；鸟的回旋、水的撞击、花的开放、心的跳动，都因由这个声音。它是公开的，它是秘密的，如同一个女孩在草滩那边割草，你在这边；她回她的村子，你回你的，你们没有说话；但是在夕阳的光雾中，这个声音拨动了一切，麦田里留下很大的影子。
就是这个巨大而细碎的美丽的声音，使我开始写诗；在我应答的时候，我便更清楚地听见；有两三年，我每天都擦亮油灯，静默在这天地间大美而无言的声音中，不知不觉就写了一小纸盒诗。那时文化革命是永远的革命，诗当然没有发表的可能。
我很庆幸我放猪而不是去上学，这使我和语言有了一种自然的关系。

我回到城里，思想陷入混乱。我又看见了那些墙壁。我小时就感到那是死人的灰刷成的，谁最终都会涂在上面。我在长大，时钟在身体里走，白色的灰在生长，我说话的声音难听起来。所有人都说话难听。我看到我一年级的成绩册，老师的评语说：不和大家一起玩儿；极端地爱干净。我坐到楼上，看下边的人叮叮咚咚摇着饭盒吃饭去，我想，听不见话只有声音的时候，人真美好。我想我可以再活一天，死放在明天就不用害怕，我锯木头、拉石灰、说话，不用逃跑，也不用道歉，不怕钟在身体里走，死放在明天，明天钟就会停下。一切都不用害怕。

小时候听大人说话听见的只是一片声音就很好听，可是我也说的时候一只大手和善地拍了拍我的脑袋，我听懂了一个句子：“这个孩子不会说话。”从那时开始我知道了，说话原来是有规定的，不是为了高兴和好听。
蹬三轮车的时候，我买到了一本罗丹艺术论。后来书就多了。书里的世界很大，走进去的时候可以跑上跑下。书里的人老活着，他们的声音有点奇妙——
“死，还是活，这可真是个问题。”这是莎士比亚说的。
“自由是枷锁。”这是纪伯伦说的。
“道可道，非常道。”这是老子说的。
“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毛泽东说的。
我这才发现，除了我以外还有历史，它隐在活动的人身上无声无息，它拨动现代像操作木偶，让每一时刻无一遗漏地归为它。
因为畏惧说话，我学会了滔滔不绝。

我在火车上遇到了我的妻子。
我写：我喜欢精致的赞美，像海风喜欢你的头发……
语言也像城市一样，越长久就越密集、越窄小。我们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结婚，出入的小巷八十公分宽；我每天写十几或几十页字，笔划越靠越近，思想越压越紧；我叫了起来。
我穿着人的衣服生着人不懂的病。
一棵树伐倒了，叶子有些干，树桩还那么新鲜；我在上面坐下来看自己——在油灯下写字，笔划出现的时候我惊奇极了，我沿着它走了下去⋯⋯我摘来的花都变成了枯草……在洞岩上画下第一个线条之前人是自然的，后来就不是了⋯⋯我将手掌平平地放在新鲜的树桩上面，一切忽然不一样起来，一个声音轻柔透明，充满了我的身体，天地和我失去了界限，汇入这片清新的光明之中，有一片白色的湖，有一个飘落的花瓣，有一个人开始走路⋯⋯我想那个时候写诗是从来没想发表的……

一九八五年弯弯曲曲的声音把我引到了兴安岭，那儿树差不多砍光了，人也走没了，大片大片的野花长起来，被阳光照得百里都是摇曳的花朵；一只喇叭留在那里，像坚持着讲花听不懂的人间的故事……
生命的自然顺序在时间中是混乱的，我做洗牌的工作，从身体潜在的记忆中将它们一张张找出来，放好，理顺，走通，发现它们是一副，全了。这是我做的工作，就像找出一个个散失的零件，装成个电视，找出一个个遗落的音符，配成支乐曲，我清理出原初的自己。天上一日，世上千年。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香港





“恢复生命”

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到这里来，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命运，有一个道理。刚才吃饭的时候，碰到Leeds的一个老师，他说，他去过中国八次，我说，你比我去得多，我只有一次。
五岁的时候，有一回我一个人在屋子里，我注意到了墙，雪白的墙，我觉得很美，我就睡着了。我醒来时，慢慢睁开眼睛，墙就像一阵雾气，白色的水汽，向我透过来，墙里边有一些眼睛看着我，我定下神来看，光，灯光依然照在墙上，墙依然是白色的，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每个人都可能要死，但是我没想到我要死，我知道人死了要变成一种灰，白色的，我没想到这灰烬就离我这么近。我看着白色的墙，心里忽然有种空虚的感觉，好像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了我是要死的，第一次看见死亡离我这么近……
我可能永远没法用语言说清那个时候的感觉——你知道钟在走，每时每刻，像是一只绝不放过你的手，把你推向这个墙，你到那里就变成灰烬……我就跑到外边去，坐在一些草中间，我想在这个世界上还要干什么？有什么值得做的事情？时间这么短，我可以算出来，我活了一千天，两千天，没有几个几千天的，时间非常短，我觉得我不应该做我不爱做的事，我就坐在草中间看那些昆虫爬上草叶，又掉下来，这时候我忽然觉到了一种安慰——在这个很大很大的天地间，我就像这个昆虫一样，走我的路，我不知道我爬上去的是哪片草叶，然后到哪里去；但是天看着我，天知道，就像我看着这个爬动小昆虫，我知道一样。这像是一个可怜的安慰。

后来我有机会读书，读了一本法布尔的书，J·H·法布尔。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次我忘了这个世界，这本书里全部讲的是我热爱的昆虫们的事情。这些小昆虫各式各样的，有夏天在树上叫的知了：喳——喳——喳——，有瓢虫，有推动一个圆球的蜣螂，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做他们的事情。最打动我的是这书里的一句话，它说：“它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欢迎它，石头是摇篮。”——一个小虫子，一生下来，就在无情的岩石中间，但是生命本身有一种力量推动着它，使它不断地爬，很多很多的它们，在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爬着，被晒干，死去，但是仍然有少数，爬到了一个地方，爬到了蜜蜂的窝里，吃了蜜，变成了一种飞虫，飞走了。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它们这些昆虫，在做它们的事情，有一种知道。夏天，法布尔说，它在树上唱歌，它的声音不好听，但是我们人应该原谅它，因为它是很不容易才爬到树上唱歌的，它在地底下做了好多年苦工，谱写一支歌曲，就是为了有一天在夏天的树枝上歌唱。
法布尔说他小时候，碰到一个牧师，拿着一个鸟蛋，我读到牧师告诉他鸟蛋的名字的时候，心里微微一动，很奇怪，我第一次想到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有名字，都有一个字代表它们的存在——所有的东西都有名字，我也有名字；所有东西都有他们的死亡和命运，我也有；这使我感到了一种同病相怜，一种惺惺相惜，一种含着凄凉的亲切和融合。它们是我的朋友，我应该好好地认识它们——每天我走很远离开城市，那个时候城里文化革命非常热闹，不停地在抓人打人，但是在我离开它的时候，这场喧闹就消失了。
在那些草中间，我听见蟋蟀的歌声，我想起法布尔书上说的话，它说，满天星星都看着我的时候，我觉得最美丽的不是星星，而是这个小小的蟋蟀的歌声，一个小虫子，拉着它的琴，在一个很小的土洞里，不是为了赢得观众，只是因为热爱，这个蟋蟀和我们人一样有它的生命，它的生命本身就是一支歌曲。

12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城市，到了中国山东北部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叫火道村，火花的火，道路的道，非常有象征性的一个名字，说是在那里可以取到火，取火的道路，就是说这个地方非常荒凉，只有走到这个小村子才能找到火。从这个村子走出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最原始的天和地，正像中国古人说的：天如盖，地如盘。大地和天空都是圆的，你看不见任何其它人造的东西，也看不见文字，看不见书，你就永远站在这个天地中间，独自接受太阳的照耀。
时间带来死亡，也为人带来生命。在这完美得近于寂寞的天地间，也会发生一些事情——春天临近的时候，我已经变得非常瘦，这时一群来自天边的鸟像一阵暴雨一样落在我的周围，它们围着我叫，它们的眼睛充满热情，它们像在告诉我飞的快乐，海洋的快乐，和一切它们心里的秘密，它们冲我叫，对我说话，我多想说呀，我就轻轻地说了起来；我没有奢望对人说话，因为不知说什么，他们说的我也不喜欢；但是此刻，在这瞬间前还是荒凉的天地间，升起了我最为强烈的说话的愿望。
春天来了，很多细密、细小的花朵和草，在冰冷的土地上升起，它们用它们新鲜的气息对我说话。有一天我割草，割破了手，我看见，草流出的血是白的，我流出的血是红的，同样美丽。我没有按住这个伤口，让血滴着，我往村子里走，这时候下雨了，我想这些草跟我一样，站在天地下边，不能避免上天加与的一切——我们需要太阳，但是太阳出现，我们也会枯萎；我们需要雨水，但是雨水降临，我们也会腐烂；我们需要它们，需要生，也需要死。我就开始写：

野花，星星点点／像遗失的纽扣撒在路边／它没有秋菊卷曲的金发／也没有牡丹娇艳的容颜／它只有微小的花和瘦弱的叶片／把淡淡的芬芳／溶进美好的春天／我的诗像无名的小花／随着季节的风雨／悄悄地开放在寂寞的人间。

春天走来了，夏天也走来了，它轻轻的脚步使我的生命有所改变。我觉得我的生命一天天变得白热起来，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的生命依然充满了阳光；我觉得我应该赞美世界，我写：我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一步步，我走近了这一天——太阳忽然变得非常猛烈，发出巨大无声的轰响，在我的头顶上悬挂着；我只有我的影子。河水也晒得很热，我在河边走，我看见河对岸有很多洪水留下的圆形的湖泊，散射着宝石样的光彩。我走得累了，就倒下来，起风了，一些沙子埋住了我，就在这片河滩上，我写了《生命幻想曲》。
我在沙滩上走的时候，就好像走在一排琴键上，每一步都有一个声音，忽然这个声音变成了一支歌曲，在那一刹那，我的生命就像白云一样展开，我可以用鸟的翅膀去抚摸天空，我可以像河水一样去推动河岸。我写：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
我写：——我在世界上旅行——黑夜像深谷，白昼像峰巅；我说：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
我说：太阳烘烤着地球／像烘烤一块面包／①——在这个时候——我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
我说：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
最早的诗是自然教给我的，我想我永远感谢自然。

我不停地在世界上走着，我又回到了城里。城市让我惊讶，人们每天说他们说的话，走他们的路，都一样，像一架机器；我被这个吓呆了。我想学会对人们说话，但是我不会说，我就爬到楼顶上看人，看他们很细小，在楼下走来走去，像昆虫一样，手也动，脚也动，很美丽；可是当我下来，听见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害怕，好像有一个假的东西，在所有人中间，就好像中国古代《聊斋志异》里说的，有一个画皮，一个鬼蒙着一张人的脸，到晚上就露出了他真正的样子；我觉得就有这样一个鬼在所有人的眼睛里，在所有人的话里，我很害怕。
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些书，我希望书能够帮助我。它们确实帮助了我，但是也奴役着我，当我依靠一个事物的时候，我就变成了它的奴隶。我曾经相信过斗争，曾经相信过人可以知道世界和改变世界，但是后来，在我二十多岁时，我走到了一片坟墓中间，我看见了红卫兵死去的坟墓，上边写着“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十五岁十六岁二十岁，死去了。我知道历史很多次重复了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很多血很美丽，但是也只是瞬间的美丽。
我开始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人间的事物，我对我自己说，我是去爱，不是去恨。我走了，离开这些墓地——我是去爱，不是去恨，因为我的年龄。我想，是不是在人们心里都有一个愿望，人们把它忘记了？我应该想起它来，从我自己想起来，告诉别人。我开始重新写诗。我在北京的墙上，看见了我后来一些朋友的诗，我很激动，就好像在世界上看到了同样的你，比你还要好；我觉得我就是我梦想的那个人，他们就是我梦想的那个我。我开始写，开始对人们说，他们说知道了，他们说不懂；他们说这样的事有什么用？他们说你这样大了为什么还写诗？

有一天我很难过，严格地说我很绝望，我收到了一封信，当时我觉得，我所有的对人的希望只是在我心里，只是我自己的。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见的露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想写诗就是因为看见了很大很大的露水挂在树上。一阵大雨过后，我放学，在这棵树前，我看见了这些露水，每滴露水里都有一个世界，都是跟这个世界方向正好相反的世界，却比这个世界要单纯、美丽得多，那里也有人，也有房子，也有车，也有很多彩虹在游泳⋯⋯我想着，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说：“我希望能在白纸上画画儿”——画下笨拙的自由／画下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我说：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画下所有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画下我想象中的爱人／她没有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她看着我，看着／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我说：我还想画下未来——画下明天的事情——我没见过她……
也许就像每个春天到来都要离去一样，人的每个希望都要破灭，都要变成干枯的花瓣⋯⋯十二岁的时候，我离开北京，我说：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一次次地简单地希望，一次次失望，我又从人间回到书里，我想看看我到底是什么。
我看见了东方漫长的历史，非常古老的美丽的可敬的历史，我看见青铜器上的花纹，上边有一个个圆圆的眼睛，像婴儿一样圆圆地睁着，看着世界，他们对世界感到惊讶；我看到很多古代的最早的文化，它们中间都有这样圆圆的眼睛，惊讶地看着世界，像一个孩子，刚生下来。但是很快，他们的表情改变了，在希腊雕塑中间也可以看得很明显，我在大英博物馆，在罗浮宫，前不久我刚看了这些希腊雕塑，最早他们对世界也有这样一个表情——希望，接着他们好像知道了一点儿，他们开始笑；但是很快耶稣出现了——痛苦；很快现代主义出现了——绝望。
这好像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顺序，西方一步一步地由惊讶到痛苦到绝望，中国这个过程在哪里，它非常短，它由惊讶很快就不惊讶了。我们可以看见佛像的眼睛，他什么都知道，他不惊讶。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很清楚，在两千多年前，甚至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就知道了，宇宙是荒凉的，天地有一个规律，天道无情，人不过是它中间的极其细微的一小部分，甚至作为整个无限的存在来讲，天地时间也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部分，没有任何价值可言。那么在这个人来到的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不由自主存在的瞬间，他们做些什么呢？古老寂静的中国人有的什么都不做，无为；有的什么都可以做，无不为；有的他们在幻想另一些事情。

相对整个在痛苦和希望中一直行走的西方来说，东方是寂静的，他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唯一的世界，他们的哲学就是——没有彼岸，没有另外的事物，没有可能性，没有希望，人应该顺从天命，顺从这一切，知道了就应该顺从。孔子他知道了天命，他就不超过这个范围。他的哲学从来不超过人间这个范围，鬼神他是不说的。他只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想建立一个和谐的人和人的秩序。而中国的法家则认为，靠道理是没有用处的，必须靠刀，用厉害来对付更厉害，这样才能维持这个秩序。前不久，可以说前天，我还看了《三国演义》，和小时候看，完全不一样。我小时候觉得很好玩儿，这个把那个打败了，这个给那个杀败了，很好玩儿；但是这时候我看的，是不断地杀，一杀几百人，都杀光了。天道无情。
就是这样漫长而不含任何希望的历史，产生了非常平静伟大的艺术，产生了非常和谐的形式。他们抓住形式，因为形式是唯一的事物。中国的书法，正楷，中国宋代的画非常细微，你可以看见那上边的人像树叶一样大小，跟希腊的雕塑、跟米开朗基罗、跟达芬奇，完全不一样，人非常小，我们这些树叶一样的人，长出又落下了，又长出来，又落下。但是在这一切寂静的传统后边，有一个人们没有察觉的事物，一直在进行着，中国发生了文化革命，一切文化、一切书、一切形式，忽然都毁灭了，为什么？
在这个无情的宇宙中间，中国有这样一个断断续续的传统，它是从一个很大的宇宙的角度来看待人世的，叫“以道观”，就是不以人，不是以个人也不是以人类——以道，以宇宙，来看待人间—物无贵贱，就是任何事物没有好，也没有坏，没有高，也没有低，没有上，也没有下，没有任何价值，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文化意义。那么如果无为，一部分人无为，一部分人去维护这个形式，那么这个形式还能存在；但是如果突然无不为，所有人都想明白了，这个形式就是一个形式，那么这个社会、文化就会忽然破坏。如果每个人都忘记了国家和自己，那么，所有书就不会比一个砖头更有意义。这是只有在东方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顺从天命者忽然要超出天命，要与天奋斗其乐无穷，要战天斗地，要“欲与天公试比高”。这里边有一个秘密，因为从老子说来，天是一切，天地的规律、变异、变化是不可违抗的，如果你在天地中间；但是天地也有一个来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为天下母”，这个东西是天下的母亲；他还说，如果你知道了天的来源，你知道了世界变化的过程，你就永远不会毁灭。所以这场人间混乱和毁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个精神的不甘毁灭和宇宙根本存在，两个事物试图达成联系的这样一个努力。

我看到了这个历史，我也知道了可笑的我。中国文化本来就不是给你希望的，它有的只是一个像流水一样美丽的过程，它不流向希望也不流向失望，它非常老，非常成熟，非常的可尊敬，但是对要希望要艺术的人来说是不可爱的。它完全已经知道了，而不是一个孩子，一个赤子之心——希望，使他创造艺术。中国的画没有颜色，只有小孩子才喜欢颜色；老子说：五色使人盲——他们蔑视这个世界的这些幻想。
可是我生长的时候，这个传统被切断了，这个传统和一切外国的影响，都在一个白热的爆炸中间消失了；那么，我就是一个现代的原始人，就好像庄子说的浑沌。浑沌北边有个帝叫，南边有个帝叫忽，他们到中间来看浑沌，浑沌没有鼻子，没有眼睛，但对他们非常好，这个南边的帝和北边的帝就要报答浑沌，就给他开鼻子、眼睛，凿七窍，要让他看看世界—日凿一窍，庄子说：七日，浑沌死。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死了。在西方《圣经》里边也有这样的故事：亚当和夏娃摘取了树上的苹果，吃了，知道了善恶，知道了好和坏，开始思想，这时候，就离开了天国。这个过程，是一个文化人的诞生，也是一个自然人的死亡的过程。但是这过程中间有一段最微妙的最美妙的时刻，正是这个时刻产生了艺术。
我知道我是在一片蚌壳中间长大的，我看见的银亮的天空只是一片蚌页的一个面，但是这种美丽，它留在了我的心里。我在文化中间走来走去，在书中间，也在人中间走来走去——为了活下去，为了自己的妻子，为了将来的孩子，我希望人间变得公正。我只是希望着，我用我的诗表达我的愿望。慢慢地，我也在想另外的事，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可以变得好，也可以变得坏，它也可以活得久也可以活得不久，可以做一个艺术家，也可以锯木头，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就是他不能面目全非，他不能变成一个鬼，他不能说鬼话，说谎言，他不能在醒来的时候看见自己，觉得不堪入目，一个人应该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

但什么是自己？在我真正写诗的时候，我觉得，鸟是我，春天是我，河水是我，花香是我，大气在瞬间的流变是我；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时刻之后，我开始怀疑，开始想，我为什么总在惶惑？我找到了一个事情，我找到了爱情，但是我觉得它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我找到了诗，我也不知道；我忘了一件事情，我开始想我的梦。梦里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但是我不感到奇怪，因为梦里有一个理由；每天醒来，我想这些梦，我能够想起在梦里做些什么，我说话，坐在椅子上，看见了谁，但是我想不起我到那个地方来的理由；但是在梦里这个理由是不用想的，在那里我变成了鸟，变成了摄像机，变成了灯光，都不奇怪，有一个理由，在梦里不用想，而醒时又是想不起来的。
终于，有一个春天到来，我想得很累很累，我就坐在一个伐倒的树的树墩上，很新鲜的树，我就摸着这个树墩，它中间有一种清凉的光明，渗透到我的心里，我觉得呼吸中间有一种香气⋯⋯这时候我觉得我想起了这件事情⋯⋯无法述说⋯⋯我只觉得我在人间的过程这样短，做一个男孩儿，变成一个男子，不是我的选择，做一个人也不是我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短的过程，好像有一个很大的花瓣，来自一个池塘，一片香气，一阵风把它吹到岸边，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学习说话，开始想，开始走，但是他忘记了这个光明。只有我忽然想起这个光明的时候，我才存在。我知道这个人间的过程是短暂的，而在那个更伟大的、遥远的事物中间，我已经行走了千年之久。我写诗说：在一片柔顺的梦想之上／光是一片溪水／它已小心地行走了千年之久——不管你想没想起来，它都一直存在。
我从那个树桩上站起来，看大地上的飞鸟和花朵，这时候我知道了它们芳香的秘密，当我们摘来花朵的时候，我们喜欢的是花的香气，但是我们摘了花朵香气就飞走了。有一种光明在人间流变，在任何年龄，你可以看见女孩子、男孩子，他们背着身走路，在花园里，也像花朵一样漂亮，就是这一刹那，你能够想起你们来自一个共同的地方——你曾是一滴雨水降落大地，它和每滴雨水汇合，临近的时候，它们微微变长，就在这汇合的那一刹那，它想起它们分开的那个时刻。对于我们人间来说，美、光明、上帝，永远永远是一个瞬间，生命也是一个瞬间，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我们在这个小小的轮转中间，我们无法抗拒它，白天、黑夜、生命、死亡是我们的事情，但是对于太阳来说，没有黑夜也没有死亡。
我从树桩上站起来，懂得了诗的真正意义，我热爱我的工作，它不是为了在文学史上或者在书上留下什么评价，它为的只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使已经消散了的万物，使像枯叶一样飘落的自己，恢复生命。
我今天到这里来，我觉得我也感觉到了这种新鲜的美丽。我感谢大家。我的话完了。谢谢。

问：你在你的后记②里面写的就是说你受那个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影响和美国诗人惠特曼影响较大，这些影响在哪里反映出来？

答：我觉得一个人喜欢一个事物，有时候不一定去模仿。我觉得我对惠特曼和洛尔迦的喜欢究其根本，恐怕有两点：
一个是洛尔迦，显现在他诗中间的这种生命的新鲜的感觉，和绝对式的要求。他到美国去，美国他一看，非常可怕，一些惶惶不可终日的人，好像从海中破船上刚刚爬上来。他怀念他的安达路西亚，他的家乡，虽然那儿有些骷髅在转，有些风旗破落的村庄，他很难过；但是对于他来说，有一个绝对的真实——那里是他的家乡。一个人心里有一个自己的家乡，这个家乡才会是每个人的家乡；只有他创造了这个人人都需要的家乡。
还有一个就是惠特曼。他和洛尔迦很不一样，他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我觉得他倒很像中国的庄子，他的思想是齐物的，就是说一切事物大小都是无所谓的，但是在事物中间，有一个奇迹，这才是重要的。《草叶集》中间，他写草的叶子，实际上，他的草叶就是上帝，就是说在一切，哪怕像草叶这样大小的事物中间，都隐藏着生命的和所有伟大事物的秘密。所以在他的诗里，你可以看见他像阳光一样爱着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他的诗有一句翻译成中文非常打动我，他说他看着一个老妇人，坐在廊子那儿，她穿着葛麻的衣服，她的孙子在种麻，孙女在纺这个麻的衣服，然后他说这个老妇人的脸像晴空一样，说：“这是大地柔美的性格，这是哲学不能超过也不愿超过的境界，这是人类的真正母亲。”我觉得他指的哲学也包括文化和诗歌本身。这是哲学不能超过也不愿超过的境界，这是我们真正的来源和归宿。
我觉得，不管他们两个有多不同，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一点就是生命的真实。我也是这样。

1987年12月
讲于香港中文大学
（编者据录音整理）






“等待这个声音……”
——1992年6月5日在伦敦大学“中国现代诗歌讨论会”上的发言

赵毅衡先生给我了一个手表，可是我还是弄不清楚应该讲多久，我尽量把握一下吧；因为手表上没有我认识的中国字或阿拉伯数码。
刚才呢，我悄悄跑出去一趟，除了解决自个儿一点儿问题以外呢，我还是有一点儿紧张；就像做梦一样，忽然到了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要说什么。我一直跑到大门口儿，上了楼梯，推开门，这时非常值得庆幸，在伦敦的天上还有一只鸟儿。于是我想起上回的一件事儿，在香港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站那儿，有很多燕子飞来飞去，它们在空中飞，高兴叫就叫了，什么也不准备，没有发言稿，也没有要读的诗。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为什么要写诗的这个故事。

最早，我听见大人说话的声音就像风吹树叶一样，很好听；他们很高，一直有说不完的话。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话可说。我绕着他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声音不错。
后来我开始学说话，一直到三岁，人家都说我说的话不对，就是谁也听不懂。
我没有办法，我说得很少；上学，作业也很坏。
我老经常爬一个墙，不是北岛说的那个北京火车站的墙，一爬过去可以走遍全国，或者跑出国境，走遍世界；不是这样儿的墙。我爬的是一个动物园的墙，一爬进去呢，自然有很多动物；但是我要去拜见的不是那些伟大的动物，不是老虎和狮子，而是我喜欢的那些小虫子。
我最早读了一本书，这本书上有一句话，它说：“它来到世界上，没有谁欢迎它，石头是摇篮⋯⋯”它讲的是很小的虫子，慢慢地爬，生命里边有一个东西让它们不断爬下去，有的达到了目的，长大了，变成一个小飞蛾，飞走了，有的死在路上……我就如同其中的一个小虫子，我翻过一个一个墙……我离开了北京，在北京城墙拆掉的时候到了山东的一个地方。
我一个人在荒滩上走，天是圆的，地也是圆的，我就这样走下去；但是天边渐渐地出现了一条儿裂缝，有一群鸟儿向我飞来，它们真的飞来了，忽然就落在了我周围，快乐地对我叫；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特别地想说话。
鸟儿飞走的时候，我感到土地就像纸一样被掀动了一下。这时候我耳朵聋了，我就听见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非常奇妙——所有的草，整个的空气，天和地都在轻柔地说话，用一种手势，传递一个秘密⋯⋯后来我就开始写：我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我把希望溶进花香／／黑夜像深谷，白昼像峰巅，……那是在一九七零年的时候。

后来，就像昨天说的一样，我走回了城市。我发现城市里的人都在说话，说的话跟那些鸟和猪都不一样。他们有条有理地说。这对于我真正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一直到前不久，我还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和我的妻子去办去美国的签证，那个官员问，你的皮肤是黄色的？是红色的？是黑色的？是什么颜色的，白色的？我妻子说，好像跟木头的差不多。她问我应该填什么颜色，我说：你可以写“美丽的”。这就是我的愚蠢之处，我没办法弄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很幸运，我到“今天”去，他们在讲外国现代主义。那个时候对我这还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我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也在写诗，也在想这些问题，而且那么高妙。我记得有一天讲玛格丽特·杜拉，我说：“玛格丽特·杜拉！”一听这个声音就把我吓坏了，从来没听说过。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名字，我到现在也没有记住。后来那个人说，这个人就是亨利·米肖之前的那个人。我说，可是亨利·米肖我也不知道哇！
所以真正我开始学习这个文化，还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很绝望。我觉得在我学会说话的时候，我说的不是自己的话，可是我在说自己的话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在写诗的时候，在我生活的时候，永远有这个问题。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不说话。我有一阵儿就不说话，光听。但是慢慢我也学会了说一种话，我对人家说：“你好！”然后就像今天这样，开始往下说这么长长的一段话。
但是在说的时候，我总觉得一个东西不对——我为什么要说它？

有一个时候我就很苦恼，在中国，我就生起病来。在生病的那回，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些鸟儿离开我的时候——我的耳朵聋了，春天到来了，我听不见声音了；我看见好多小孩儿从我身边走过去，他们讲算术问题；他们头发是黑的，玫瑰是红的，非常漂亮！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新鲜的光明在我心中醒来；一个声音。
我坐在一棵伐倒的树上，摸着那个新鲜的树桩，有一种白色的光明，一个声音，在我心中醒来，好像穿过一个白色的池塘，到了一个地方。这时候我看见了我的生活，非常可怜，作为一个男孩儿到男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为了活下去，为了恐惧死亡，我做了这么可怜的事情——我要学习一种语言。
我看着他们走过去的时候，我忽然说：“我再也不写诗了！”那是在一九八四年，我刚回到北京。
我说：“我再也不写诗了；除非我不得不写。”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就安静了下来。
安静了很久。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就到来了，非常奇怪的一个声音，就是你们昨天听到的“滴的里滴”这个声音。这是一个危险的声音，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但是它在我身体里不断地响，它说“滴—底—的—” ；然后那所有的树都到天上去跳舞，大地上充满了一种白色的光明，所有的蝙蝠都好像飞出来了，黑夜变成了窗子，被打碎；我真正觉得我已经疯了；那个时候，真正是树在天上跳舞，到处都在说话—诗人在说“诗人诗人诗人”，世界在说“世界世界世界”，中国在说“中国中国中国”，英国在说“英国英国英国”……我听了那么多话，但是我都快疯了，我最后听见它说：“盘子在说：‘盘子盘子盘子……’”我忽然觉得这个声音变小了；这时候，我发现我已经睡着了。
在我醒来的那一刹那我听见一个声音，它对我说：“整个下午都是风季，”—整个儿这个下午都是刮风的季节——“你是水池中唯一跃出的水滴，一滴。”这时候我才知道那个声音——“滴的里滴，滴——里滴里滴——”这个声音变成了一滴水，变成了一个字，我才获得了一个安宁。

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做一个好玩儿的事儿，就是我不写诗，不使用文字，也不说我自己。但是我给这些字以自由，它们就像那些我热爱的小昆虫一样爬来爬去，它们发出声音，就像中国古代《诗经》里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它们还没有经历过漫长的历史，还没有那么多被加赋的意义，它们发出的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声音，像刚刚长出的叶子，或是鸟儿快乐时候的叫声。
这个声音会到我的生命里来，因为我也是从自然中来的；它们来的时候，慢慢地这些声音又变成为字。一个声音可以变成很多中国字，我们知道有同音字；也能变成很多故事，变成很多图像；我发现这些图像和故事，它们说的恰恰是我。
比如说这样一首诗，这首诗叫《电传》——极天尽头／鸟飞／我的脚很小／猪很美／野猪躲过／带钉的木棍／一口吃／柞树叶子／红猪／绿身／蓝尾／——就是咔叭一声，变了；然后说：对／对对／桌子要小／来小土堆／——不断有这种声音到一个画面里去，这个画面就被破坏了，然后产生出一个新的活泼的生命。
这使我也想起了中国小说里边孙悟空的故事，他在世界上跳来跳去，大闹天宫；虽然干了很多坏事，但是他也使这个世界充满生机。

我要说的事情就是这个：诗的语言是一种自然的声音，它到我们人间来，到我们的心里来，变成字，变成一个故事，变成我们的生活，它还会离去，它不会留下来。但是它毕竟创造了一种跟我们的生命相和谐的东西，使我们想起了遥远又遥远的一种生活，作为鸟儿、作为鱼、作为花儿、作为树，这种不断不断变幻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惧怕死亡，死亡使生命变得安静，使生命获得一个休息，而我们现在，作为我，我是怀有恐惧的。我还在写诗，也还在岛上种地，也还在这里说话，我觉得等待这个声音就是我活下去的一个道理。我的话完了。（赵毅衡：“非常守时。……”）


（听众提问：刚才听了三位讲，前面两位北岛和多多是一类的，顾城是另外一类的，完全不同。加上舒婷，为什么他们完全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生体验，会统统地被列入朦胧诗派？）

我小时候，确实不仅喜欢过昆虫，还喜欢过昆虫分类学。昆虫有六条腿，就都算一类了。那么对于一种想法来说呢，不是这种想法的诗似乎就是一类了；这是一种分类方式。其实我觉得呢，无论怎么分呢，把人分成男人或者女人，分成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分成诗人或者非诗人，我觉得都是一个让一般人心安理得，就是认为自己知道了这件事情的一个方法。好像你一掌握了这个概念，就知道了。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像我来说，有的时候我就跟昆虫是一类的，有的时候跟人是一类的，不是固定的吧。孙悟空吧，我们知道有七十二变嘛，是吧，我也是属猴的，所以这①到底是什么东西也很难说。那个不是有个“存在主义”吗？我觉得存在主义最好的地方呢，就是这点：你是什么，这个事儿很难说。但是呢，是不是当人呢，这个要看情况而定。

（听众提问，问及诗人的真实自我。）

这个我觉得呢，这个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呢，就是自从（此二字录音难以辨听） 以后哇，我发现我这人儿就死了，成了一个幽灵，每回做梦呢，都回北京，然后呢，站在街上，都不知道往哪儿去；但是也不太着急，因为已经死了；所以到后来就真的这个走来走去的时候呢，也就有这个感觉：你从一个地方往外看，就是看看而已。所以，嗯，这也是一个奇怪的感觉，就是你可以看死了以后的生活，也可以回想死了以前的生活；而死亡本身呢，是一个好像空虚似的，一个被回避的没有的东西。

（听众提问，问到如果有人要研究你和你的诗，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嗯，我曾经做过一个噩梦，就是我像一个标本一样被扎了一个针，从这儿扎到这儿就钉在桌子上，这时候我还活着，我想逃走。我觉得这是很不愉快的一个梦。那么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呢，我也许应该老实点儿哈，不动手也不动脚哈，按照说明书这样——顾城儿哈，诗人哈，这样生活。但是，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小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写在诗里边，我说我要用我的脚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但同时：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②

（接他人一段关于诗分类的发言后）

我说几句，我读诗呢也有一个分类方法，我看见好的呢，往往不去记作者的名字，我就认为是我写的；所以有时候看唐诗也很得意，道理就在这儿。就是只有我写的和不是我写的这两种。所以我觉得呢，我是这整个儿的诗歌生命的或者自然生命的一部分。我的分类方法就是这样儿的。

1992年6月5日伦敦
（编者据录音整理）














“别有天地非人间”
——1992年7月9日发言于德学生座谈会(节选)

（节选一）

我读马列读着就相信我应该首先成为一名劳动者①。我就去街道服务所当了五年木匠。当时说那里是城市社会的最基层，所以我想改造应该从那里开始，改造社会也磨练我自己。
那里的确是社会最下层了，劳改释放犯和残疾人，哪里都安排不进的，就送到那里去。所以我进去时候，人家看我好端端的，就甚感纳罕；问我你有什么病呵？我不明白，说没什么病呵！只见瞅着我的眼神儿一个个更加怪异起来，跟着就是笑。我们单位有五个傻子，他们就把我算成了第六个傻子，这样才算有了个解释。
有个傻子人叫“狗鼻子”跟我挺好，他也不知道他原本的名字是什么，叫他“狗鼻子”他就知道是叫他。我闷头儿干活儿的时候，他就去偷我的饭；我有饭盒，每天带着饭。他这往里傻不往外傻，你要是叫他帮你搭个手儿，他就不应你了。
还有个傻子，其实他不傻，只是他不说话，叫“白李子”。他有好几个姐姐，都不管他；他父母都死了。原来住我们单位里，后来也不让他住了。他不说话，有一天就冻死在外边儿一个水泥管里了。才知道他就是这么过夜的，冬天来了，有一夜他就冻死了。
我上班路上，还有过一个瘫痪的老头儿，躺在街边儿。我那时还跟家里说想让他到我们家住，也没成。我们那儿属军队，根本不成。我也心硬了，慢慢改变人类现状吧。
那会儿我们单位没人真干活儿。老弱病残不能干，能干的多半儿是劳教过的，没什么人敢管。那会儿又不发奖金，我学徒一个月十六块钱，干多了还得多吃，钱和粮票自己还得多掏，所以都不干活儿。我们单位有上级，像区工会呵，区妇联呵，派出所，居委会，好像都可以派我们活儿；拉灰呀，搬运废料呀，有一回挖阴沟也找我们。那街上的下水全堵着了，谁也不管，区什么委员会就找我们，领导就让去。我那会儿不知道这许多背景，反正一叫干活儿，就是干共产主义，越脏越苦就越得干。我干，别人都笑话，我就想这是同习惯恶习做斗争。
挖阴沟那回印象很深，我呢最怕这个脏了，可是越怕就越得往里跳，我一憋气脱了光膀子就跳下去了。这第六个傻子“六傻”，那会儿已经叫开了。他们看我，就跟看傻子一样。那些过路的，我可熟悉那种眼光，你们谁都熟悉，像现在那乡下的到城里来找活路的呀，还有真就是脏兮兮的傻子呀，你给个什么眼光？我们那个“白李子”就让这种眼光给看着就冻死了。这种眼光就是看贱了你，你不贱，他就白活了；看你越贱，他心里才越好受些，等级嘛，做人上人，这也是传统。
那回挖阴沟，好多烂木头树枝什么破烂都给捞上来了，有截树根长在里头，从管子那儿顶进去，管子裂了，天长日久把垃圾都堵那儿了，树已经死了，领导硬让把整个树根给挖了，我挖着挖着就火了，让那个领导下来。后来我把那截根给锯了。换了两大截管子。就没人肯下来跟我一起干的。浑身那个臭，我现在都不能想；要不是用干革命顶着⋯⋯；然后我给我爸还写了一封信，专门说那些过路的人的眼光，还说要破传统观念什么的。他那会儿被邀请在哪个军区什么创作组“集体创作”呢。
那几年干的活儿多啦，“十一”游园在紫竹院公园搭那个大型游艺玩具；那几年不时兴游行了，“五一”“十一”都在各大公园搞大型游艺活动，我就搭那个。晚上就地上铺块塑料布睡那儿，日夜干了半个月，下雨就淋着。人家都回家，我家离得也不远，我就睡地上，头全都蒙起来，蚊子穿过被单咬我。我那会儿改造自己，就有点儿和身体过不去，也不准自己吃糖和油，肉只准在菜里放上几片儿。都说睡湿地上不行，得风湿呵，我和身体作对，认为身体是资产阶级，要不它干嘛老要舒服呢？我那真是运气，居然就没生病。
我还去首钢干过，爬三十米高的烟囱清烟囱口，没爬过那么高，跟我去的打群架老给拘留的那个小伙子爬了半截都下来了，后来他特服我。在首钢干了半个月，漆锌皮厂房顶，很斜很滑的，又没保险带，给炼钢炉刮锈上漆，都是没人干的，就找我们；我是木工，可是什么都干，干什么都叫我。
这么干着干着，我也觉得挺不对头的，我老想跟这个那个人谈谈思想；那时我的确比较傻，老想把我的马列主义灌输给人家。可是没人跟我说得起来，我看他们一点儿也不想革命。所以我也就比较苦闷。我后来写《简历》，也是关于我那时候的心情的。我说：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我从北方的草滩上／走出，沿着一条／发白的路，走进／布满齿轮的城市／走进狭小的街巷／板棚，每颗低低的心／我在一片淡漠的烟中／继续讲绿色的故事／我相信我的听众／——天空，还有／海上迸溅的水滴／它们将覆盖我的一切／覆盖那无法寻找的／坟墓，我知道／那时，所有的草和小花／都会围拢，在／灯光暗淡的一瞬／轻轻地亲吻我的悲哀……
那时是比较的自艾自怨。后来我想这基层再拼命干下去，对改造社会也看不见任何益处，自己也磨练得革命信心快丢光了，于是想到走；可是呢，发现你根本就走不了了；报社杂志社调我，一听是“街道集体”②，立刻就没辙了。后来到了学《五卷》的时候，让我去参加了西城工人讲学团，讲《五卷》，挺逗的，那是我第一次这么对着众人长篇地讲。
我好像只讲了两次，一次是在师范大学。我在单位讲没人听，这回可就过瘾了，把我几年里学的马列也讲里头了。那时候听讲的都是些工农兵学员，给我鼓掌。讲学团的书记听得就不对了，跟我说不能这么乱讲，得按稿儿讲。本来都是写了稿儿的，审过的，一讲就讲出去了。我讲的什么呀，讲了好多的消灭国家，我对共产主义最为向往的一项理解就是消灭国家。我们书记说你讲的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
等讲完《五卷》回单位的时候，我的一个师傅死了。我这去讲学还得算是他举荐的呢。木工组学《五卷》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那些名词典故。这个师傅是退了休补差额来的，跟我一起看门儿。有个晚上，我看《红楼梦》看到半夜，他醒了好几回我还在看，他说你敢情这么读《毛选》那！要不能讲那么多呢；然后他就报告党支部书记了。书记就把我推荐到讲学团里去了。等我回来呢，他死了，是被我们单位的一个人给打死的。
我走了，就成他一个人守门儿了；我们单位那人就进来，一转悠，把一个东西碰到地上让他捡；他一捡，一哑铃给他打死了，然后拿走了五百块钱；还扛走了一个煤气罐，把我们单位煤气罐给扛走了。结果他出门儿的时候，他的草帽——他戴着草帽——这草帽就掉了，他是秃头；街那儿呢，还正好有人，就看见了。后来这人就给抓起来，当然给枪毙了。就是这么个地方，我离也离不开，那时还不能旷工，迟到早退都不行，它开你的批判会，给你处分，还能送你去劳教；可只要去上班呢，不干活儿没事儿。后来七九年，这街道服务组就给改了，等于就是散了，向上合并，老的都退，谁自己想退职全可以，我就退了。我这退还周折了一番，那会儿还找我谈话，想培养我转干入党，要在几年前我大概就干了，可是这会儿今非昔比，我已经迷信上了写东西，觉得这才能改变人。他们拖着不给我办手续，那我就说我反正辞了，我就走了。后来手续八零年才给办的。我走还有个直接原因，我准备去四川。
到了重庆，上午呢，看渣滓洞，那些先烈关在那儿，后来推倒墙想跑出去，给打死了。下午呢，就走到沙坪坝公园，沿着墙走，我逛公园经常是沿着墙走，因为人少。走着走着，就看见一大片荒草，有个大碑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然后写着某某某，什么什么兵团勤务员③，十九岁，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怎么献身；某某某，什么什么兵团勤务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身⋯⋯都是十八岁、十九岁，最大的我看到的也就二十岁；那时候我二十多岁了。后来我走累了，在那儿就坐了会儿，我好像看见他们就在地下，还沉浸在他们想象的革命中间。
我觉得人挺奇怪的，我原来比他们小，可他们死了呢，我这活着呢，就比他们大了。我说我一直在隐秘中思想，像一只小船渐渐靠向黄昏的河岸。我这时候才知道，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要闹革命的，所以我说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的年龄。后来我写了《红卫兵之墓》④。在这首诗的最后我说呢：是的，我也走了／向着另一个世界／迈过你们的手——迈过死去的他们的手——／虽然有落叶／有冬天的薄雪／我却依然走了……我说：我是去爱／去寻找相近的灵魂／因为我的年龄／／我深信／你们是幸福的／因为大地不会流动／那骄傲的微笑／不会从红粘土中／浮起，从而消散／……／永恒的梦／比生活更纯……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过了千百个二十岁的年龄，也有了千百次革命；但是这一切呢，都又回到了原地。当一个精神到来的时候，它在这些新鲜的生命里，焕发出它们的梦想，他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可能走这条道路，也可能走那条道路，和平主义的，或者暴力的都有可能；但是这个世界它有一个摆动的幅度，最终是人性决定了一切。理想主义者呢，往往过高地估计了人性。
可这时我有个想法呢，我当时想，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但是每个人其实并没有死心，当革命或者爱情到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希望升起，好像这个世界就要改变了；我觉得如果能唤起这个希望，继续这种希望的感觉，让每个人都想起它，这个世界就会改变。所以我说“我是去爱，去寻找相近的灵魂”。
后来我坐着船，沿长江走。那时候，我觉得在所有这南方的屋瓦下边儿，雨从天上落下，风吹动那些排门像琴键一样发出声音，我小时候在潍河边走的感觉又回来了；我觉得有一个人，它是真实的我，她是一个女孩儿，还没有长大，我必然要遇上她。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只是一个假设，而她才是真正的我。我还写了几句诗，很令后来惊讶，诗里竟然写出了“烨”字。我在重庆野外走，看到一段旧城垣，很动心，好像有什么寓意，就写了几句。后来在从上海回北京的火车上，就遇见了谢烨。我一看到她，她就和那一片光融在一起了，我心里一个声音：呵，是她。我相信她不是父母所生，我相信她是我想象出来的。可是后来呢？我慢慢地发现她不仅有父母兄弟，而且还有工作，还上学。这些都是慢慢让我吃惊的事情。当然人在一个感情中间，这些都可以忽略。那时让我尤其震撼的是：她居然叫“烨”。当然以后的时光也并无太多神奇，我们也就不多感叹了。

（节选二）

我在上海住着⑤，感觉特别不好。我上街，哪都有老太太老头儿在甩胳膊，全这么甩胳膊⑥，有的不老的也在那儿甩。我就不上街，买了一大堆豆粉搁家里，每天就这么土豆跟豆粉一熬，就吃这个。半夜十二点呢，就上街去转一圈儿。有个白天，没办法，我得去我的一个朋友那里取一本书，我走到上海中山公园那儿，看见一个女孩儿跪着要饭，穿得挺干净的，头发遮着眼睛。我看了她一会儿，我想我要是就这么往地上一跪，大概谁都不会管我了，也不说找工作、考文凭了；我回家就跟谢烨说，我说，我得走了，你给我二十块钱，我买个船票在长江的某一站下船。我实在太烦了，我说我得把自己丢掉。
谢烨呢就不理我。我就坐在那儿，耗了一天没吃饭。谢烨说好吧，上码头去。到了码头她不给我买票，在窗口那儿站着，说怕我跳下去。后来她说下楼让我去取样东西。然后她说你看好，马路那边儿在卖桔子，你不是要饭吗？你去要一个桔子，你现在就去要，要来要不来，你只要去要了，我就给你钱买船票。这时候就考验出我受到的那点儿布尔乔亚的教育来了，怎么也没法儿去跟那个人要桔子。后来回了家就生病了，就看那墙，好多精灵什么的。
我们那个小屋里边晚上好多的老鼠跑来跑去，一开灯呢，就看见灯管那儿老鼠把尾巴放在灯管上面，冬天它冷。然后我就放一块糖在桌面上，一关灯一开，糖就没了。后来有朋友来我就表演这个，马丁，就是德国的马汉茂⑦到我们小屋去，我也表演过，我说给你看中国魔术呵——灯一关一开；那老鼠特快。
在那儿住着住着，就有点儿恍惚，有个晚上我就跟谢烨说，咱们出去，肯定能捡到一个东西。那时候是半夜，我们就出去了，走到街口就看那儿扔着一个花圈，看了看那个花圈就没敢捡；然后走到又一个路口，我指一个方向，到下一个路口由她指，再走；走到差不多两点了，捡到一毛钱，就回去了，一下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还写诗，那叫什么：在大路变成小路的地方，草变成了树林。我说：我心里荒凉得很，舌头下有一个水洼。我说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把那个蟋蟀草呢，伸进每一个窗子，看看里边有没有声音；然后我说把眼睛放在家里，手放在街上，还有这么一首诗⑧。

那会儿真正就中了现代派的毒了，一天到晚就是“自我意识”，老琢磨自己是怎么回事，越想越想不明白，后来就真的生了场大病，手也割破了，流了好多血，就回北京去了。回北京没事儿，因为有父母嘛；而且那会儿批精神污染，也发不了稿儿。有一天一棵大树砍倒了，我就坐在那个树墩上，那切口呢，还是湿的，我正在发烧，就将手心放在上面，我看着男孩儿女孩儿上学去，他们走过我的时候，好像都在说一道算术题，我忽然醒悟：噢，原来全世界其实就是一道说呀说呀的算术题呀。
我看他们都背着身走路，头发黑黑的，他们的声音再听下去，就轻了，这时像我小时在田野里走一样，那种耳鸣又出现了，另一种非现实的，却是最为真实的声音笼罩了我——于是我看见他们黑黑的头发闪动着，玫瑰花开了，一种春天的光明在这之间流动，这种光明也在我的手和湿润的树桩间传递，白色的光明，渐渐就到了我的心里，我的心醒来了，顿时想起了好像忘记了很久的一件事——沿着一片一片树叶，在尽头看见它刚刚出生的日子，有一片白色的池塘，无数花儿都从那里出来，它那时是一片飘落的花瓣，我也是一片飘落的花瓣⋯⋯好像女孩儿是不飘落的，而长大了飘落下的呢，随波到了岸边，就上岸成了男孩儿，就在这个世界上走起来，但是在他心里呢，始终有着一种湿润的微微发亮的记忆，就如同这个白色的树桩传递着的白色的光明一样。
小时候我的这种感觉很强，有一种清澈的不知来自哪里的记忆，所以呢，就觉得外边儿是世界，而我是另有来源的，世界并不知道；这种秘密的感觉让我心里安稳，好像我知道我生命的密码一样。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记忆就被这个世界拿去了，人干燥起来，像树失去了生命一样，慢慢地被风干。而此时此刻，我的记忆在醒来，我渐渐看见了我所有的日子；我看见我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就写了《方舟》这首诗。我说：你登上了，一艘必将沉没的巨轮——这个巨轮就是这个世界和你作为人的生命过程——它将在大海的呼吸中消失⋯⋯我说：现在呢，你还在看那面旗子，那片展开的暗色草原；然后说：海鸟呢，在水的墓地上鸣叫，你还在金属的栏杆上玩耍，为舷梯的声音感到惊奇；说：它空无一人，每扇门都将被打开，直到水手舱浮起清凉的火焰——直到那一刻，那个际遇来临。⑨
我又想起了我小时候写的一首诗是这样说的：“树枝想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天外的光亮，／人们叫它作月亮和星星。”——这首诗是六八年我不到十二岁时写的；我这时想起这首诗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忽隐忽现的月光，我是那个月亮，那个星星；有一束光从我的身体里透过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不仅可以看这个世界，而且可以看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像“天外的光亮”看着一束暂时游离开自己的光一样。这个时候，我安静了下来，我觉到我以为的我，其实是水里月亮的影子，我一直试图捞这个影子，我说我是什么，我将是什么，我应怎样生活，我一直在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文化、思想观念研究裁判自己，但是我就是忘记了，我并不属于这里；由于这个忘记，所以在水波动荡的时候，在月亮影碎的时候，我才会十分惊慌。
以后的几年十分平和。可是在这中间呢，我觉得我的一个个的朋友好像都改变了。他们本来都是很有意思的人，但是跟着改革大潮走呢，好像原来的样子就看不见了。他们中间有的人的确读了很多的书，研究学问，艺术造诣很深。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听音乐也就听到巴赫，而谁谁谁——也是一个朋友——已经听到西贝柳丝了。我就很吃惊，我说这还有个等级吗？怎么叫听到西贝柳丝了？好像经过千山万水才能听这个西贝柳丝哈？对我这惊讶呢，我这朋友就很不以为然。读书也是这样，读到马格丽特·杜拉，或是亨利·米肖，好像标志着不同的级别；我就叹气，这人还真是不知道自己的脚有多大，非得靠尺度告诉不可呢。我也喜欢看书，但是我不太喜欢看文学史，我就不太信那个“史”和那个分类。我看书就像我看一只漂亮的昆虫似的，看进去了，我就是那只昆虫，随它过上一段它的生活；看书呢我好像就成了那里边的一个个人，作为这个人那个人再经历一次人生。我看《德伯家的苔丝》，我就是那个女孩子。所以我看一本书差不多就是多获得了一份生活，多经历了一个生命过程。
后来又一次说到了出国，谢烨也可以和我一起去，这就一下掉到了办护照里，整个儿把我办晕了，到德国下了飞机都还没明白到了哪里，怎么看着不像个真地方呵？干净得不像是活人的所在。跟着我推着的这行李车就撞上了一个女士的脚后跟，我刚想说对不起，想起这里好像是外国了，就赶紧说“Thank you!”只见那个女士特别不高兴，跺了下脚就走了。我那会儿记着两句外语，“Sorry”和“Thank you”，我这第一次使用就给用反了。
我干嘛同意出国了呢？就是我懵懵懂懂中梦想着有块地种。办护照时碰上了艾端午，一个很有趣的人，他说你要块地种还用出国？他说你看，黄河在这儿拐弯儿，他在地图上画了五十个格儿，说马步芳的十万骑兵在这儿修了十年地，每个格是五百亩水稻田，有五十只狗分守着五十块地的五十个入口，说他带我去，那狗都认识他，等我们走进去，这地中间坐着个李乡长，他只要踹他一脚，李乡长就会给我一块地种。还说黄河在那拐弯儿水急，我们可以在那儿挂个大网，黄河大鲤鱼到那儿就倒霉喽！我们就可以拿个铁锨撮，一撮一卡车。我说怎么净等着咱们去撮呵？他说那儿的人不吃鱼。我说那咱们撮那么多，没人吃也是白撮。这么说着笑话呢，我这越来就越觉着有那么一块地在哪里等着我了。
后来有一个机会，我就到了新西兰。

（节选三）

在岛上经的这么些事儿呢，好像跟艺术没什么关系。但是其实对世界的感受却是大不一样了，我看着鸟自己也是鸟，看着树自己也是树；这再到德国来呢，心就很静，好像知道是从一片家园中走出来的人，随时可以回去；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有一个退路，这个退路，我现在想就是我在岛上的那个小房子；我的诗呢，也有了变化，比如我说：“满山满树都是叶子／再一看是花／再一看又是叶子”；我说：“你美丽像手指／有点儿不好意思”——就是那个季节呀，恍恍惚惚过的，一会儿花开，一会儿花落，恍惚中间呢，你好像还在你的童年，忽而又到了你最后的日子；就是你的生命过程呢是个可以来回走的走廊，指不定你就落在哪一段上了。
岛上过着这样的日子，晚上也做梦。这个梦呢，跟在中国时做的很不一样。在岛上我梦见的全是北京，只要一闭眼睛就回北京了，特别怪。
在北京做梦从来好像梦见的是另一片天空。像我梦见一个遥远的国土，我说：我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⑩在梦里我的家就在那样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像我还梦见，在秋天有一个国度是蓝色的……，后来就写了《净土》——在秋天／有一个国度是蓝色的／路上，落满蓝莹莹的鸟／和叶片／所有枯萎的纸币／都在空中飘飞／前边很亮／太阳紧抵着帽沿／前边是没有的／有时能听见叮叮咚咚／的雪片／／我车上的标志／将在那里脱落……
在那个岛上，只要我忘了，谁也不会提醒我我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我可以不是这些，不是顾城，不是男人，所有这个世界加给我的符号只要我忘记了就没有了，我可以是一个精灵一样的东西。我看着鸟，我就觉得我在空气中喳喳喳地飞，看见鱼，就有在水里游动的感觉，看树呢，我感到我像树那样很强硬地生长着。我觉得当你忘记了这个世界加与你的那些职责和符号之后呢，生命就可以获得一个更广大的形式。
其实我后来细想，我最早看很小的昆虫，开始写诗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为了想起我的另一重生命；因为我对我的这个人世的生命很不满意——每天必须吃饭，必须做这个那个，这样的生命状态很不令人满意。但是呢，写诗，那些细小的昆虫，树的摇动，甚至打石头砸钢钎的声音，都可以使我慢慢地想起我另外的一种生命。当获得了这重生命的感觉的时候，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也就获得了从容和安宁。
我一直在想死亡是什么，后来才发现死亡是个不知不觉的东西。我在一首叫“利若”的诗里是这样写的，这个人是已经死了，但是在死的一刹那他非常着急，他还保持着所有人的感觉，对前景充满忧虑；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在那儿看着——他脸色焦糊地站着／脚硬／他和利若比赛／／利若死了／他一个人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利若死的时候／他在／／在球场上／进八分之一的球／别人让他赌五万块钱——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他拉倒球架／边跑边骂——他跟这个事情有一个关系——／／利若的球一分钟一个／／和所有人比／所有人都死／利若也死／事儿就这么完了／／报纸上登过——他没注意他已经死了——／／男孩子怀念他穿背心／女孩子在背心上写怀念·利若——这是他最后看见的一个场景，也是我做的那个梦——那些男孩子和女孩子走远了，在他们的背心上写着“怀念·利若”。他已经成为一个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了。
在岛上是做梦就回北京。这一回呢，过去全部生活的感觉就浮了上来。一睁眼又是岛上。我说这倒不错，回国也不用买机票，出国也不用办护照，只是眼睛一睁一闭，科学技术再怎么发展也不可能有这么方便的了。当时梦着梦着呢，就发现你好像是一个幽灵似的，你不知道你是在生活到来之前，还是在经历了之后，就在北京城里乱转，城里也阴暗无光，特别是像“□□”这样的事，老好像有人说了，又有人没说，好像人们都在回避一个问题……
（约1800字略）
《滴的里滴》这首诗体现的也是这样一件事情——一个革命，一个精灵来到我们中间，忽然常规的生活瓦解了——（朗诵《滴的里滴》11）——
我觉得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好像就是进了一个小瓶子，好多次我以为我已经走出去了，过后发现却仍然在里边。“滴的里滴”以及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错乱，都其实是人的精神和现实的冲突导致的。永远有革命，永远有流血，他们并不愿意仅仅是为了活下去而活下去，在一定的时候，他们选择死亡。而我很幸运，最后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整个下午都是风季——这是我真正在梦里听到的声音，这个声音到来的时候，我安静了下来，我听着世界的声音远了，盘子说，盘子盘子盘子……都远了，这个“滴的里滴”的声音最后找到了它自己的形式，变成了一滴水——一滴／门开着／门在轻轻摇晃……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自从人明白他要死亡以来，这个困惑就出现了，人和他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个分离。一个桔子，它的生命之水是在身体里边的，一个人他的生命之水却是在杯子里的，这个水可以泼出去，可以晃出去，可以从这个杯子倒进那个杯子里，我们的思想、道理、感情都会有这样的串流，在任何这样的流动中间我们都有可能失掉我们的生命之水。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所谓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每个人都有过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当它在你的不知觉中离去的时候，就留下了空洞，这个空洞就是一种忘却；你可以不去理睬它，继续生活下去，但是这个空洞使你不完整，使你不安定。只有当精神到来的时候，当革命当爱情当诗歌当我们自己的最古老的忘记回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使它得到填补，才能够复归完美的原初状态——“一滴”。最早我在松树上看见的那些露水就是这样的——一滴。它那么明亮，里边有精美的宏大的世界……
我想我一直在写诗，并不是为了做一个诗人，而是为了获得和记住这个感觉；就是说——这个世界并不是唯——一——的。

1992年7月9日
柏林
(编者据录音整理)

附：答问
（烨：谢烨）

主持：顾城一开口讲了近两个小时，我想大家听得都挺高兴。就是说完全可以看出他为什么写诗，这一路走过来。不知谁听了这么大段故事，有什么问题，想请教顾城？

问：你在柏林要呆多长时间？
在柏林呆到明年三月，然后就回去。

问：到哪去呵？
新西兰呵。
我那儿还有大块儿地荒着呢。我想那儿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我把我交给了劳动，我的手打石头，脚走路，这时候的身体和精神好像可以清楚地分开来，你可以把身体忘掉。所以我很喜欢干活儿。

问：那个环境适合你是吧？
我想是吧。回中国是回去看父母。中国全在我的梦里了，在梦里好一点儿，要是真回去了，恐怕还不如梦里看得见呢，西直门、太平湖早都没了，还是个生地方。

问：你鸡杀了以后靠什么活？
不是卖春卷吗？我还给人画像，我大概画了得有一千张像，把岛上乐意被画的人都画遍了；后来画刚生下来的小Baby。

问：岛上有多少人？
两千多人。

问：那几乎都认识了？
岛上的人都跟谢烨很好，不太认识我。因为我一直在山林里干活儿。我也不会说英语，认识我的人不多，就知道我画画儿。我能记住这个人我画过。

问：你离他们比较集中住的地方很远吗？
这个岛一小部分是住人的，一大部分是放羊的。我们住在人和羊之间的地方。也有人，最近那儿周围盖了不少房子。我们刚去的时候很荒凉。

问：我觉得你是个很自然的诗人，你接到DAAD的邀请时你是怎么想的？
DAAD给了很好的钱。我来这儿一年，回去可以至少盖一个厨房，和换一个屋顶。我们的屋顶快漏了。也许还可以把贷款还上。这是具体的考虑。而且我出来也可以看一看朋友。

问：你贷款是多少？
贷了两万。后来还了点儿。
烨：没还多少，还的都是利息。

问：两万是多少马克？
两万？一万七马克吧。
烨：差不多跟马克；稍微高一点儿。

问：你被叫作是童话诗人。你现在写的诗，你能自己总结出你是什么诗人吗？
这个，这是外在的印迹吧。我这人比较任性是真的，但你要说完全是写童话那也不是。比如像我刚才念的这个《滴的里滴》就是我在国内写的，但是没有机会发表。比如我写了一组叫“布林”这样的诗呢，也没有发表。当时能发表的都是一些比较有点儿甜味儿的诗，因为编辑认为嘛，童话无伤大雅。所以当时就有了这样一个说法。实际上我一直喜欢干干这个，又干干那个。不过你要我扮演一个成人的角色我大概真的也做不好。

问：你是比较喜欢生活在梦里，生活在有点虚的东西里边，不喜欢太真实的东西？
我喜欢真实。生活里是有真实的时候的。比如说爱情到来的时候，强烈的生命的感觉，写诗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平常的生活就乌里乌涂的，就那么过；你说是你在过也行，是别人在过也行。而梦里却是剥掉一切假像的，那是直接触及你生命的真实。所以对于我来说，真实未必在现实里，梦往往是最值得信赖的，它不说谎。

问：中国也有荒凉的地方，你不是也去农村放过猪吗？干嘛要去那个岛上？
是呵，我小时候到山东去养猪，那时候小，事儿都是父母给扛着，那会儿是文化革命。而其实你真要自己到一个地儿去，你还呆不得呢。中国有点儿人盯人，你到哪儿也离不开人的控制；而真要一个人住进树林里，那也害怕。
我们岛上倒是民风淳朴，我们去美国了一个月都没锁门；有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过最近听说也不行了，也开始丢东西了。

问：你是怎么就写了诗，长成个诗人的？是受了西方的影响还是父母的？
这就很难说了。我觉得我写诗是个自然的事儿，到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感觉要说出来，用这种方式说最合适。我父亲说这就是诗呵，那这就是诗吧。不是我刻意专门要写诗。
我写诗实在是因为自然给了我一种很强的感觉，我的生命里产生了一种冲动要写。不是刻意的，先学习然后做这件事；不是那么回事。

问：我知道很多像你这样生活经历的人，开始他们也写，但都没有成为诗人嘛！
这个诗人哪，他不老是诗人，也就那一刹那，诗到来了，你写了，你是了；也可能呢，十年八年它不来了。所以诗人只是暂时的。

问：就是说你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全是你自发的？
这就是我和朋友一直争论的一件事。我也看书，但是文化革命中间确实没书，而那时写的《生命幻想曲》完全是由于自然的影响。我想中国古人在讲画时也说过：师古人不如师造化。我想自然是第一老师，是我们生命的真正根源，所以生命和自然有一个感应这确实不是神化。
当然表达是要有技巧的。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个源泉，这个感应，讲白一点儿就说成是“诗意”吧；而将它变成文字，那个技巧是次要的东西。

问：我还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简单说就是，诗不是从文化中来的，不是从别人的诗中来的，哪个诗人都不是哪个诗人的父亲，诗是从自然、从内心中来的。

问：你小时候没读过你父亲的诗吗？
读过。但是我们挺不一样的，诗也是很不一样的。我从小听他讲故事，看他有时间就让他讲，他就讲。他老是从眼前讲起，书里的人儿，生活里的，加上他临时编的，就全都活起来了，然后那些事儿就层出不穷，环环相扣，随心所欲，那是真的非常精彩。那是他的天才所在。
他故事里一丝儿丝儿诗意也没有，就是说像——红脸绿胡子妖怪，绿脸红胡子妖怪，俩妖怪擦着根火柴⋯⋯——我这跌在草丛里还没爬起来，就看见了，——我这是怎么着呵，没辙了跟着猪八戒只好走了，想找我妈去，这猪八戒吃了妖怪的东西就赖倒睡觉了，也揪不醒，这妖怪就来了，那火柴是我跟猪八戒走的时候带上的，……就是这样的故事，跟他的诗、我的诗都没关系。
他从来也不给我讲诗，偶尔念过点儿。但是我知道我的诗不是从那来的。

问：六八年你写诗时多大？
我五六年生的。

问：就是说你杀了二百多只鸡，真的吗？
没有杀那么多，还有一些卖掉了。

问：你对生和死，是个很敏感的人。在你杀这么多鸡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生与死的感觉？
烨：他不敢杀鸡。
她杀的，我不敢杀；我没那胆儿；我这人胆儿小，要不跑那么远呢？吓的。

问：为什么不放掉？
放掉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是钱，我们还要生活呢。

问：被迫看杀鸡也会有感觉吧？
当然看啦！我还抓着脚呢！我管抓着。

问：你在大学里讲什么？
你说奥克兰大学？第一年是古典文学，第二年是现代文学。

问：××好像也在那儿？
××也教了一小段儿。
烨：××没教，××就讲了几次诗。
××讲了几次。我有一回在门外听，他正好讲到我的诗，讲这个——沿着一条发白的路走向布满齿轮的城市——然后说：你知道雷锋就讲成为齿轮螺丝钉！——挺好玩儿的。

问：你到了那里有没有失落感？
没有没有没有，我如鱼得水。

问：那如鱼得水的话， 为什么晚上的梦都是北京呢？
这由不得我呵？这就是失落吗？

问：你那地有界限吗？你知道你的地多大吗？
我勘测我们的地界……

问：有地界吗？
有有，还是有的。在四个角各有两个小桩子，都被树草盖掉了。

问：能不能挪一下呢？
可以，你爱挪多少挪多少，边上没有人，你尽可挪。

问：地多大？
一千平方米。斜极了。 我修了几个梯田。有几棵大树，有一棵这么粗。

问：一千平方米不大呀？
很小呀。但是它陡。它斜着就大了。它那个一千平方米是在飞机上拍照算的，是垂直算的。那它斜着就大了。它很陡，我们要上五十多个台阶才能从我们的房子上到我们的地界边上。再往上上到山顶也没人。

问：你五年前在这儿，现在又回来了，离开这些人又看见这些人有什么感觉？
有时候看见朋友吧，脸色暗了点儿，我就觉得他一夜没睡觉。有时候我有点儿纳闷儿，就是大家还在干这些事儿，就好像电视换了个波段，这边看完了又转回这个台，一看，哟，这个故事还在讲，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问：你是不是觉得这些人还没醒来呀？
没有没有，没这种感觉；这指不定谁醒着谁睡着呢，也难说醒着就比睡着明白；我好多事儿就是睡着明白的，好多诗都是梦里边的。这是不是好事儿就难说了。
人是不同的，和人和谐的环境、形式也就是不同的；像我喜欢打石头，我跟石头就特别和谐；有人喜欢做算术，他跟数学和谐。这每个人的精神它要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找到了自己的形式，这生命状态就和谐安定了。好像鱼在水里，鸟在天上各有归宿，没有哪个比哪个更高或者更对这个问题。和谐了，就自然了，就完美了。

问：你对革命感兴趣吗？还是不感兴趣？
我对革命感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

问：你还信什么吗？还是都不信了？
我相信真性情，就是人的真正的性情。

问：真情？
真性情。哎，我不太信假斯文。

问：什么是真性情？贾宝玉说的那个么？
听其自然，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妄想，没有妄求吧。

问：这玩意儿还用信吗？
这玩意儿不用信哪，所以就信了。那专门信的东西，难免是会动摇的，你靠山山崩，靠水水流，是不是？

问：靠不住？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问：你信毛泽东吗？
（约400字略）

问：你离开中国的语言环境有什么想法吗？你准备用英文写作吗？
我特别喜欢汉语，我不太想学英语。
因为我的写作是自动的，那么学了英语，要是自动出来了英语，这汉语里头掺点儿英语，我就该麻烦了。我曾经记住了一百多个单词，后来出来了这个现象，吓着我了，我就又努力将它们都忘掉了。
我的想法是不会说就少说对不对？人可以几年不说话，也可以几年多说话；你看我跑这边儿来净说话了，给补回来了。我没觉得说话有太大的必要，和吃饭不一样。

问：可你的思想，你的诗，总有个被承认吧？
这就无所谓了。

问：无所谓？
对。因为写了烧了也是无所谓的。关键是写的感觉。

问：那你为什么发表？
发表属于工作。比如DAAD让我来，我想挣些钱，就来了；那就得工作，那就得找出东西来发表。这就像我垒鸡窝、做春卷一样，只是这个工作可以挣很多倍的钱罢了。

问：你来讲话也是为了挣钱吗？
呵，是吧。于是我就要对得起这个工作，对得起付给我钱的人。

问：可是人家请你来是当你是个中国诗人请你来的，假如你十年二十年以后，一直在新西兰，人家就不会请你来了。
烨：那就算啦！
可是我并不想扮演那么样的一个角色呀；我无所谓呀。

问：可你一直认为是有所谓的。
我当不当诗人无所谓。本来我就想种二十回萝卜了此一生的。但这回让我来，我来也是可以的；我并没以为有一定不来的必要，当然也并没以为有一定来的必要。

问：就是说你发不发表无所谓，发就发，不发拉倒，写的过程就是目的，而不是发表？
这点真是，在八五年的时候我想开了。本来我还挺想当一个好诗人的。而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不自由了，你要遵循规则，而且你要跟人家比赛。你陷在这里边了，你还就绝不会成为一个真好的诗人了，没准儿会成一个假好的诗人，就是仅仅是被别人说好的诗人。
我从小就不想从一年级上到六年级，人生有限，何苦来呢？写诗跟人交流，我有一个愉快，和朋友一起读诗，有一种心对心的交流，让我回到写诗的那个状态，这是愉快的；至于发表诗，这些诗走到哪去了，就跟我的一个长成了的孩子，到天涯海角去了，看不见了，我就是牵挂也没法和它一起生活了一样，它是独立的了；轮到别人如何评论它，我觉得这跟我真正没有什么关系了。
做一个伟大的人或者做一个渺小的人我不觉得是值得在意的，关键是你做的是你自己。你做一个伟大的人替别人活了一辈子也是麻烦；我这人比较狭隘哈。

问：你不反对发表？
当然。我谢谢发表，让多的人看见，而且还能带来稿费是好事。只是我不拿它当写的目的。

问：你平常读诗吗？或者文学作品？
唐诗非常好。真正的好。尤其在岛上，走到哪都没人，读唐诗、读《红楼梦》，一下就读懂了。一读懂了，那真是神品，要说世上有神灵的话，那就是神灵。你在那里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那个气象开阔，海上那云银闪闪的，投下紫色的影子，然后你读“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你知道古人那东西都不是写出来的，是天成的；就像佛的生生之境——万物自生；而你完全是无为的。诗自然产生，漂亮非常——“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美丽至极。

问：你读陶渊明的呢？
“结庐在人境”，最喜欢这首诗。

问：有没有感到陶渊明那个心境确实是你的？
中国那诗呵，你非得有那心境才能读；没那心境呵，只能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问：你更喜欢你去新西兰以前写的诗呢？还是以后的呢？
怎么说呢？各有各的真切之处。比如说《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生命幻想曲》，我一直是喜欢的。《滴的里滴》我也是喜欢的。像《布林》这样的诗我也喜欢。它就是我的各个方面。我觉得这人倒不是各阶段，它是各个方面。我这有时候想当好孩子，有时候想当坏孩子，诗也就不一样了。

问：那你父母喜欢你成为什么样的孩子呢？
我妈打我小呀，就对我非常失望，因为我不上学，她老发愁，说：“你怎么办呀？”后来我参加工作，那党支部书记有点儿重视我，鼓励我好好工作，这服务所呢也是有出路的，这儿没人，你这一干就突出，选拔一个干部就选着你了。我父母当然也叫我顺着点儿，苦了好几年了，也就算没白苦，让我听话写个入党申请书什么的。当然后来写诗嘛，又鼓励我好好写。后来发现我不好好写，就觉得我有点儿故意捣乱，就说明明是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认为世上的机会很少，给了我了，又说正好我又有这样的才能，为什么不要。
那会儿我有那么一阵儿不写诗，我去收集铜钱儿，还去研究瓷器什么的；因为真正的，忽然我发现写诗是一个名利场之后，我真正烦；我原来觉得写诗是一种，怎么也是一个“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事情，有点儿信仰的成分，变成了为了得奖什么的，这就完了。这跟干别的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写诗确实有点辛苦，文字那东西单调，不像画画儿呵，它比较生动。

问：我们这儿碰到好些个诗人，每个诗人对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看法有很大差异，你们这些诗人要是凑到一块儿是吵呢？还是各说各的？
如果说古诗吧，大家意见不会差到哪去，北岛喜欢李煜我也喜欢李煜。但是要说现代呢，就分歧非常大；这回我们在美国，在荷兰，在英国，一路走，就一直有争论。后来我给“今天”上了个书，我觉得写诗要是变成一个考状元的活动那就没什么意思了；说到底就是：为什么写诗？有的朋友认为诗是一个文化的产物，诗人是属于文化史的，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这我都是不同意的。但是我知道每个人的逻辑和他的个体生命是和谐的，所以我不反对他们用在自己身上，但是用来要求我我就要反对了。

问：你有没有感觉，写诗的时候语言不够用？
怎么说呢，是这样，语言它是自己来的，它来多少是多少，它顺畅的时候一直在说；比如《生命幻想曲》，噗噗噗噗一直在写。到没感觉的时候，语言不接着来的时候，就理屈词穷了，语言就不够用了。这时候你要写，就东拉西凑，就开始“面对文字”呵，想从中找出一点儿有意思的词来呵，想怎么组织它，什么什么，写起来就比较别扭了。

问：那就是说要是有人写诗觉得语言不够是没有感觉了？
一般来说是这样。当然你要是完全不读书，你干脆字也不知道，也麻烦。但我觉得从根本上讲，诗呵，关键不在你知道多少词。比如有个五岁的小孩儿，她问人家什么叫“永远”，人家就一般地讲了下。然后她就到花园里唱起来：“让天空永远蓝瓦瓦，让太阳永远笑哈哈；让世界上永远有我，让世界上永远有妈妈。”这后两句绝对是好诗。五岁——所以写出好诗不一定需要学习。诗是什么？诗是一个人类最基本愿望的表达，永远不能实现的，却又永远存在的一个愿望的表达；所以有这个愿望才是必需的；技巧是次要又次要的，没有也可以有诗。“让世界上永远有我，让世界上永远有妈妈。”——我还真没写出来过这么好的句子呢。
而且诗写不写也不很重要；有时候不写，心里保存一个诗的感觉也挺好。现在我大半儿是有诗不写出来，过去我一有诗的感觉我立刻拿笔就写了。后来我发现这是个错误，这就像你看见一只鸟，很漂亮，于是你要抓住它把它留在动物园里或者博物馆里一样。
我热心做个诗人的时候，一有灵感就要抓住，一抓就像抓只鸟似的，一般它就飞走了，而且还不肯来了，吓着了。你看外国这些鸽子它不怕人，因为人不抓它们，中国那鸟都怕人。诗人应该是鸟而不是猎人，诗人要的是在空气里飞的自由的感觉，而不是像捉珍奇动物似的捉去卖多少钱，或者显丕一下：你看我捉到的这只鸟！

问：你写其它文章和写诗的感觉区别在哪？比方说你写那个《臼》呵？
啊，你还看啦，写得不咋样。写小说和散文的感觉，我这么理解呵，那该是生活的感觉，就是你又回到那个生活中间，一个个景象历历在目，你一方面身临其境，一方面又有着一个看待，就是在其内感，在其外观。
写诗不一样，写诗是从心里直接出来的。
写小说，一般地说，比较地讲这个道理，显示这个生活过程，你稳稳地看它的发展；而写诗一般个人加入得特别强烈，而且像礼花一样地散开，没有一个稳定的观注点，它一直在变化；怎么一个感觉特别强呵，就是你一会儿当鱼，一会儿当鸟，一会儿当树，你的感觉一直在变化。

问：按你这说法，小说写得好了，也就是诗了？
不太一样。她写小说，你问她——
烨：我不评论。
有一本小说真让我服了，就是《红楼梦》，那个真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
烨：它那就是特别匀，一个写一个观，它特别匀在一起。一般的状态底下就是说这种感觉比较散。它有感觉的地方一点一点，然后它把那个生活形式写下来，也就是说用它那种观看的方式把生活形式写下来。《红楼梦》比较匀，它就是一边看一边走，它整个的感觉状态不是那么激动的，那么跌宕起伏的。它是一直有，一直就这么写下来。
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小说吧，它是整个波浪的过程；诗呢，是波浪上闪烁的那些光点。小说是鸟在天空飞舞的这个线条；而诗是鸟在最快乐的时候发出的叫声。所以诗一般来说是闪闪烁烁的一种东西。

问：那弄个小说切一切就能切出诗来了？
我那会儿看哈代的那个小说，那《苔丝》里边讲他们逃到一间屋子里时说：“他们没有一支蜡烛使黑暗变成光明。”我觉得就是诗。小说里是有诗的。
诗是直接地，“梆！”一下就打动你了的，它不需要这个场景、过程、前呼后应，比如苔丝原来是什么样的，后来受到了污辱，后来她反抗，不需要这样的交待、铺垫。

问：中国古诗讲究意境，很少这样“梆！”的一下。
哎，这和西方的诗是不一样，观注角度不一样。它很少把自己放在里边，但是它打动你往往也还是直接的。

问：这现代自由诗是不是自由多了一点儿？
这个相对古诗而言自由是多了一点儿，但每首诗，它长这片叶，又长这片叶，它有它的均衡，到最后开出一朵花的时候呢，生长就停止了，因为内在基因的限制。就这点说，自由诗并不是肆无忌惮的，它是受内在的意象、音韵和精神控制的。
要拿自由诗比古诗呢，外表形式无疑是自由到了古诗时代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是同时它也就失去了形式的依仗，你要是再言之无物，就暴露无遗，特别难看；而古诗呢，时不时还能拿形式掩饰一下，你把对子对上了，平仄音韵捋齐了，好像也就像个诗了。

问：那新诗要不要也来个统一的形式？
统一形式现在是很难想象的，你自己要想制造个固定的形式，那你尽可制造，人家守不守它，那你是没有办法的。
过去有个统一的形式，像唐代，那一则是它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二则它也用这个来考试，取进士呵什么的，那它就得有个明确可循的标准，要不不好评判。所以那整个也是和谐的。它这文化、精神也发展到一个和谐度上，跟佛教那个散射波的频率也有关系，正好诸因素一齐达到了一个和谐点。但是后来这个和谐点就消散了，那留下来的那个形式就成个空架子了，它的内在精神呢，反而走到一些小说戏曲里去了，特别是到了明清的时候。

问：你说诗的内在，听你读诗，你好像很重视诗的声音？
声音是重要的，声音中间有涵义；诗也有看的因素在，这看跟那声音，要懂中文的话，它有时候就合为一体了，诗也就层次更丰富了。我觉得中文倒是多了这样一重好处，就是还有看的效果。本来甲骨文它字写出来就有点儿符咒的意味。像我写“山上下山”，就有视觉着想，同时应和着声音，“猫”“瞄”“喵”，效果都是听看一体的。

问：中国把你和北岛、舒婷一起，当作朦胧诗的代表，你怎么看？还有你离开了中国的语言环境，是不是写不出那么好的诗了？我还是提这个问题。
我一般地说，真不操这个心。对于我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在岛上写得非常好，有时间便能写，总是有感觉的。而且不写也无所谓。我一点儿不去想代表时代，或者代表什么。

问：那里都是英语，你写了谁懂？
你知道一朵花儿开的时候哇，从来不想谁在看的问题。

主持：十一点了，顾城肚子里还有好多稀里古怪呢，请他以后再往外倒。
（笑）跟乌贼似的。
（录音关闭）

1992年7月9日
柏林
（编者据录音整理）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德国之声亚语部采访

小学二年级我母亲去“四清”，山西大山里。我就转到城里西直门二小，和我父亲住军报宿舍①。有一阵儿我每天都诌几句诗，放学拿回家。我父亲觉得不发表无所谓，你爱写什么写什么。后来一直到我和他住在济南的时候，我记得我就给一个人看过，就是后来写《高山下的花环》的李存葆。我父亲那会儿被“落实政策”，到了济南军区宣传部，我和他就住在那儿。我打完乒乓球碰上他，然后他说：“哟，听说你写诗呵？念两句给我听吧。”那会儿是一九七三年。后来我就给他背了几句，《生命幻想曲》里的几句：“我把希望溶进花香／黑夜像山谷／白昼像峰巅／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他在暮色里走来走去，大概觉得挺玄，然后还鼓励了我两句。后来被那个谁，就是后来写《闪闪的红星》的，叫，李心田，他知道了，就开始说这不对了，得批判，这属于三四十年代的货色。还有一个人把我这诗呢传给郭小川去了，郭小川那会儿还给打在下边没受完苦呢。据说郭小川就批了几个大字回来，我没见着这几个字，说是叫：艺术的没落，政治的死亡。这是我首次把诗拿出去获得的一点评价，或者叫社会反响。七三、七四年那么一股劲儿的时候。

你父亲不同意你的写法，那你们得有争论吧？都争一点什么问题呢？

就说写东西吧，我父亲就认为这玩意儿有一个极限，你超过去了，这社会就不接受你，这人呢，也不理解你。我就觉得写诗跟人喘气儿似的，你不能因为人家不让你喘气就不喘，或者让你怎么喘，说嘴喘气好，我就用嘴喘不用鼻子；那我鼻子喘舒服我就得用鼻子喘。我不因为世界上有什么现代派或者没现代派，我就干或者不干，或者怎么干，我是按我比较顺劲儿的方式干。所以这个呢就得有争执。
我最早投稿的时候呢，我父亲说他得看，看了以后呢，他得改，往往就是在尾巴上加几句表态式的话，就是说让人看上去态度是积极的。我当然就不干。我就照我的投，七六年之后，七七年吧，投了一年，好像也就用了那么三两篇；他给我加上个，就是华主席呀，控诉四人帮或者“四化”什么的，他这么一寄就登了。
其实我在七四、七五年就发过诗了，还是在《北京文艺》《少年文艺》这些很体面的刊物上，还在《解放军报》上发过，那时候也没有小刊物；写工农兵生活，还有小学生什么的；那时候刚回北京，我改造世界观，就写了些这样的东西。我还给电影院画过电影广告，《枯木逢春》，噢，那是后来了，七七年，护国寺电影院，那时候真敢干，那么大，就是立在马路边儿的那种大广告。
反正到了七七年呢，我就开始产生幻想，就真正开始努力投稿，而且不想加那么多的政治词儿，老想优美一点儿，或者有思想一点儿。

你都往哪投呵？

我投稿是这样，我知道两个方法。一个呢，我那时已经认识了几个编辑，你跟他聊天儿，让他知道你的想法，再听他的建议。但是我这人不爱见人，朋友是朋友，但是带上了这种性质我就不舒服。所以我的方法就是，把全国所有我知道的杂志都记下来，先就每个都写好信封，一大摞，摞桌边儿上，然后写一首诗就往一个信封里面塞一首，甭管《人民文学》还是《巴山文艺》、《九宫山》，还是县办文艺、《诗刊》全一样。因为我懒得操这个心，因为我觉得这就跟玩儿电子游戏机似的，你这边儿诗往信筒里一扔，扔着扔着扔着，那边儿“哗啦”来一张汇款单。这是实际的。就跟那个“老虎角子”机似的。这比较省心。所以我给编辑的信一般都是复印的：编辑同志，寄上拙作，多多批评，赐还。我这方法我父亲说不行，不像话。但是我发现这方法对我比较合适。

你父亲写诗，歌颂祖国、时代、人民什么，是这样的吗？

我父亲给我讲他最早的一个写作故事是，他给我讲过两个他那时的写作故事②，一个是他写那个叫“发洋财”，一个剧。他那时在军部文工队，下到□□□的□师去当兵。那些兵都是从山里出来的，刚给收编的土匪，习气特别坏。他看在枣庄，新四军攻进枣庄，其实是八路军从那边攻进去的，八路军会爆破，就先攻进去了，后来新四军也进去了。进去了呢，那些兵推个自行车就在那儿卖什么的，这边仗还在打呢，那边就做上买卖了，街这边儿缴获那边儿就卖，真有商人敢买。然后我父亲就很吃惊，就觉得这事儿不对劲；他那会儿还比较单纯，回去就写了个《发洋财》。
内容十分简单，就是两个新四军士兵打扫战场，进一个屋，看见一个闹钟，就开始抢这个闹钟；这桌子底下呢，有个刚藏起来的伪军，王继美残部，掏出枪来就一人给他们一枪，就打那儿了。
然后他拿着这剧本就回三野文工团③了。领导一看，这毒草哇！那会儿还没“毒草”这词儿，反正是问题严重，说但是没事儿，这个颠倒一下就行了——这藏桌子底下的是新四军；这抢闹钟的是敌匪。我父亲开始写的是个国民党。那会儿王继美已经收编成国民党军了。当然他很快就改掉了，那会儿正在吵内战，不能那么写。
然后这戏不仅演了，还得一小奖。我父亲给我讲这故事——颠倒之艺术；我觉得这倒有点儿孙子兵法的味道。不过对我来讲，实在是没有费这个手脚的必要。

我有一个很早的印象，小时候去传达室拿报纸，报纸上每天有我父亲一个诗配画儿，我那诗是看不懂，那画儿还是有点儿印象的；我知道那很好看的一块跟我父亲有关系。我们传达室的兵就跟我说，啊，这这这，那那那。

你父亲是部队搞创作的？


哎，我父亲一直在军报。我父亲跟白桦、徐怀中他们是一拨的。最早在西南军区。——打过了长江，三野去上海，那我父亲从上海出来的，四年多了和家里也没个消息；可这会儿二野去西南，就跟陈毅要点儿文艺骨干，我父亲就去了西南了，没回成家。从西南军区后来调到八一厂写剧本。后来调到解放军报社做记者、编辑。后来文化革命就砸下去养猪。

谈文革，谈我们上一辈的经历，大家都用两个字来谈，用“恩怨”来谈。到我们这一代当然也有恩怨。我不知道你对“恩怨”这两个字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人呢，有两重，一重是你的生活。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我真正觉得恐怖，随时可能把你家门“梆”一踹，你就整个完了；你就没有一个立锥之地，没有一个地方能觉得安全。这对于我是一个大恐怖，到现在我都觉得这世界随时可能崩溃。

你说中国的？

甭管西方、东方都一样。我就不信有什么制度能保障人。因为危险就在人本身。这是一重生活。
人家说我，你怎么对□□□这么个说法呵？我说是这样，老虎追着你的时候，你除了跑没别的想法，除非你愿意被它吃掉。我在文化革命中的现实就是被老虎追着跑。
但是另外一重呢，如果老虎在动物园里，或者在一张画上，或者老虎没发现你，你在树上，这时候你可以欣赏老虎的美丽，它的斑纹、它的生气、它的气概、它的懒惰；这时候呢，就是“以道观”。“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就是没有利害恩怨，而是纯粹的审美。
我对□□□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是这样两重的。
作为在其中生活那是极为恐怖的。可从精神上看，它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无法无天的自由意识的大规模现实显现，几乎是中国文化的灵机一喝，虽然“梆”的一棍子打碎了很多寺庙——文化的东西，但是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某种实质性显现。
在这一点上，我看很少有外国人了解。但是也很少有中国人愿意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恩怨。中国人是知道的，但是他有恩怨就不知道了。作为我父亲来讲呢，他就觉得文化革命坏透了；这很多人都是这样看的，包括当了右派的人。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有一点儿感觉，或真正能站在一个所谓知识的角度，持一个形而上的观注的话，应该能看见这两重。一方面我们像《金瓶梅》一样过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待这个生活，是吧？人还有这么一种能力，可以看。

（回述小时文革中被小流氓打劫的一些事情）

我受到的最有效的教育不是来自学校，也不是来自父母的，而就是来自你体验到的这种感觉。
七八个孩子“叭”地过来了，那个时候你骨头都凉了，你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儿，那些人的眼神儿什么想不出来的坏事都预示到了。这时候我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无依无靠，我必须靠我自己；不管是拿出什么态度，懦弱的、老实的，或者是勇敢的、发疯的，反正我得有一个态度。那么这种感觉呢，我觉得就是一种自性的觉醒。
要是没有这个自性，我觉得要是没有那一刹那，我在外国我就撑不住。我也看了很多就是在国内有志向的人，到国外他就受不了了。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样的，但是我要是没有文革的这个教育，这一刹那的教育，我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父母呢，对我来说，他们老是不在，是个特别遥远的事儿。他们经常出发④，一年一年地不在。我就是在脖子上挂个钥匙，七八岁，自己到食堂吃饭；然后回家摸着黑儿走那个长走廊，吓得要死，跑进家拿被子一盖，缩墙角儿就那么睡觉了。有时手上拿一根棍儿就睡着了。
这个时候小孩儿是非常的柔弱的，也是非常敏感的。但是这种柔弱和敏感呢，就使我出来了一种反的力量。这种力量到时候它就成了特别“混”的一股劲儿就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就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勇气和懦弱它是同时的；这种自性和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也是同时的。我不太“望子成龙”，沿着一个社会轨道发展下去，成为一个社会优秀的零件。但是我觉得当一个人你得有这点儿主心骨。要是没这点儿主心骨，这边儿来这边儿，那边儿来那边儿，碰上什么事都心动的话，这就有点儿没劲了。

你讲人要有主心骨，这经常被西方理解成同世界对立的一个态度。

不是对立，是没关系。

我不知道像你写诗，咱们昨天也谈了好多“真性情”，你从你的生活当中怎样体验这种真性情的？

咱们刚才说的挨劫的那个时刻就可以当个例子。在这一刻，你必须依靠自己的时候，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呢？是你感到你必须把自己藏起来。把自己藏起来这一刹那，你就成了一个秘密。但是这并不是说你就变成了一个狡猾的人了，我觉得至少我不是这样。而是说呢？你有一个真东西不能让人知道，一旦让人知道了就会是危险的，或是令人不好意思的；你得保护自己。
我很小时的记忆里呢，我发烧了，我母亲就被从她工作的地方叫来看我，把我推到医院去，她对我说话，然后我就不愿离开她；但是我不会说太多的话。最小最小的时候我话很多，我睡觉前要对着我妈妈的房间说半天，说再见了妈妈，说白雪公主的妈妈，说我真的要睡觉了，好妈妈，什么，说半天；但是再长大一点儿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发现所有人都不说这话，这话而且会被人笑话，自己还有一点儿羞耻心哈？就不说了。
所以这一切呢，一则因为危险，二则因为不好意思，就成了一个秘密。
我一直到十七岁，没怎么对人说过话；但是越不说的时候，它就越运着劲儿，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哈；有时候你在大地上走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所有麦穗都在轻轻地说着这件事情。
我割草，一百米的地方有个女孩子也在割草，中间就有一个无言的话。然后你晚上走回村子的时候，你看见窗纸有光的那一刹那，你有这个话。后来我理解中国说“相思”呢，就是这个味道。
到了一九七九年的时候，我看见了《今天》，我就有点儿愣了。我说怎么还有人说这话？我惊讶的是居然还有人在想这事儿。我那会儿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有人在想这个事情，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特别的秘密——我的眼泪，和我的秘密。然后我忽然就觉得我可以说了，那时候一下我就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妄想——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说，每个人说的时候，他们就相互理解了，这个世界就变了；如果每个人都忘了国家，世上的国家就都没有了。
我就觉得有这样一种魔法，语言有这样一种魔性，以至于后来我迷信催眠术，像我写《早晨的花》的时候：所有花都在睡去／风一点点走近篱笆／／所有花都在睡去／风一点点走近篱笆／所有花都逐渐在草坡上／睡去，风一点点走近篱笆／所有花都含着蜜水／所有细碎的叶子／都含着蜜水……
我想象通过这种反反复复的暗示和诉说，使人可以从这个世界强加给他的观念中解脱出来，达到一种“真性情”，开始真切的生活。这个作为现实来讲肯定是一个妄想哈，但是作为一个我的秘密感觉却不时地忽然就醒来。我第一次知道我有小孩儿的时候，感觉不是一个做父亲的感觉，而是什么呢？我又回到了八岁，那么孤独地走在街上，那么看一切都新鲜又有意思，又危险，谁也不知道我。

你突然有了这个感觉，你可以讲这话，但是突然外界又给个感觉，你不能讲这话，这个时候，你起了一些什么变化？

因为你开始不说话，这时呢，是在一个“相思”里；然后后来说了真心话，却又闹出笑话来了，在这个世界上这肯定是笑话——唐·吉诃德吗不是？你要去救人家，谁需要你救呀！这不是笑话吗？接着呢，下边儿呢，你说话也说成习惯了，但是你又不愿意真说了，这时候就开始胡说，倒也自由了。辛弃疾到后来也是这样，他说他相信自古的书哇，读来“全无是处”，又“以手推松”，说：“去！”这都是属于他的。
我觉得这也是好像整个文化都有这么个脉络；外国现代主义也有这么一个脉络——有个时候它想说一句真话，但跟着就变成了一个个胡说。中国你看元杂剧呀，什么《金瓶梅》、《红楼梦》呵，真亦假来，假亦真嘛。
就是到了该不说的时候，再说的话都是随便说的了。

这就谈到了对诗的理解。我对诗没什么太深的了解，我就是特别喜欢唐诗里面的无我之境。

唐诗我觉得它已达到了更高的一个境界在哪呢？在它说了等于没说，这个“没说”是没对人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那是陶渊明的，但是也是后来唐诗的全部之真意。
“此中有真意”——它已经不是在对人说话了，也不是人在说话；到了这个程度的话，那就没有话说不说、如何说这个问题了。说话所以危险是因为对人说；你为什么要成为秘密呢？因为你面对的是人；你为什么说话要胡说呢？你面对的也是人。那么你不面对人的时候，你也不作为人在说话的时候，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唐诗的妙境在此。

提一个问题就是，顾城写的这两句诗传得特别广，传到，拐了多少个弯，传到科隆⑤，科隆新的这个叫“哭诉墙”上挂着你的这两句诗，叫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最早看到这个诗是在朋友家里，一个中国女孩儿，崇拜这首诗崇拜得不得了，然后就坐在那解这两句诗。我在旁边，听着这两句诗就心里一动。你自己怎么解这两句诗？

我就觉得呵，我要寻找跟我的存在完全相反的东西，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人生来就被注定了，就是你是一个人，一个要吃东西的东西，一个要使用语言的东西，这个是注定了的；这个整个是黑夜，是一个必然；这个无可奈何，你要跟这个较劲，就像你想把眼睛色儿变一变一样；这个是没辙的。
但是呢？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这个“注定”呢，它可以使你知道另个东西，跟这完全相反的。
它光明是和黑夜相反的，光明到来黑暗消失；那它光明到来会不会毁灭黑夜包括眼睛在内呢？都有可能。可是还是要去寻找，这就在这个“却”字了。我当时写它的想法，我这首诗是梦里写的，梦里就听见这么两句诗，我给写在糊墙纸上；白天醒来看见了，但是是什么意思呢，我到现在也不能够全部说出来。

虽然你的诗也被印，但是据我听说，当头儿的老批你，都批你什么呀？

其实这个事儿呢？这两句诗倒是颇得他们赞赏的，“光明”总是好的；但是我确实受到批评，是因为他们对我很好，把我叫到诗刊去办班儿，第一届青春诗会，当时我在会上呢？就说了一点儿我的想法。我那个时候比较天真，先说我们中国人怎么老问吃饭没吃饭呀？怎么谁也不问我快乐不快乐呵？这就是一句傻话那时候；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一去，人家就问我“你忧郁吗？”我就哭笑不得了。反正我说了一席话，我当时的说法呢，就是幻想就是幻想，现实就是现实，这两者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幻想是天上的云，随风飘荡；而人就同地上的猪狗一样，你就飘荡不得；然后我说呢，如果作为云看待世界呢？国徽跟瓢虫呵，就是那个“花大姐”呀，是一样的，也许感觉花大姐更好看哈？我说了这话呢，好几个在场的前辈就走了，柯岩没走，她说顾城你留下！我就坐在那儿，她说我告诉你，你要是我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两嘴巴，你知道那国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鲜血吗？！给我吓了一大跳；我那时才知道，那话是说不得的。

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一九八零年。所以这整个就是从误解到另一个新的误解的开始。从那以后呢，我就一直受批评。在一九八三年的时候呢，就批得一塌糊涂就不能发表作品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生我气呀，不在于我反对了他们，我没有反对；而在于我跟他们显得没有关系，这个令人难以容忍。

因为你反对他他是存在的，甚至是重要的；而在你那儿他如同没有，这个不能接受。

最关键的，他不愿从这边儿想想世界；因为一从这一边儿想，他的引以为傲的世界观就面临危险；其实有些人是非常聪明的。但是不愿意不那么想。

昨天我们讲真性情，也讲到欲望。欲望的物质化问题，你怎么看？

我觉得人必然有欲望，而欲望同精神是不可分的；从小孩最初的欲望起，你就无法分出什么纯属精神什么纯属欲望。
（磁带换面，空去部分）
你看着这世上的人呢，都在奔；你看的时候，你能看见它奔的因，也能看见它奔的果，也能知道其中的虚妄。人因为有一个想头儿，他就奔下去了；你看的时候呢，你就同时看见你自己也是其中的这么一个。人不可能避免这个想头，也就必须往下奔；因为他的生命里有能量，这个能量必须找一个释放形式，要不生命不得安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同时站在看的角度看，它做它的事，你看你的，这是一个中国的方式；云在青天水在瓶嘛。这时你就能真正得到安宁。当你能够看的时候，我觉得人就不会陷于妄动。
要是你不能同时站出来看，你就难免陷在妄动里。人在这时就很容易，很愿意把一个小事情看成一个大事情，把自己的一个可能性看成一个必然的结果；你以为你能做的和你其实能做的，就一直有个巨大的差；于是你奔到死，最后还是觉得什么也没奔到。
要是你能够看，你就能知道你的生命中的这种能量——也就是欲望吧一种想头儿——和给它的释放形式是否吻合，不吻合呢就是刚才说的情况，他老得心里别扭；吻合了呢？比如我写字，是吧？我有一个能量我要写字，我写了，写好了，我固然喜，写不好呢？能量还在可以再写一张，或者不写了，明天没准儿再写，这个总是平衡舒服的；可是我要当着众人写呢，硬给它这么一个显示形式呢，那写不好可能就会很羞愧，而且几乎一定是写不好的，因为你本没有这种能量。
这个妄想，都是带着社会性的；而本身的欲望，生命中的能量，它是一个自然性的东西。我觉得区别在这儿。就是一个真人哪，他并不是没了性情，而是呢，他的性情是自然的、本身的，不是社会外力影响之下的一种做作姿态。

真性情之下，就没有抱怨、后悔这回事，是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人之所以后悔呀，误入歧途呀，之所以抱怨哪，这中间的要素就是这欲望中掺了杂质，什么是杂质呢，就是社会概念中的东西。如果你这个欲望呵，没有杂质就是没有社会概念的加入呀，你就是欲行则行，欲止则止，你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啦，你迷了路也是正好。
“无为”不是说你没有一个目的，而是说你没有一个超出你行为本身的目的，外在的目的。我呢，只为得到行或止的过程中的心境和谐。
咱们昨天说×××，×××完成的是他自己，他推理，他想，他说这是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他是认真的真诚的。到你信了，这时候就是你的问题了，该你负责了。他也没有不许你不信，那么多东西，你干嘛偏信他的呀？你信了，照着去做了，没达到目的，你说失败了，上了×××的当，都是×××的错，这就是后悔和抱怨。×××做的时候，那是他的一个精神过程，生命中能量的显现形式，命里注定，什么结果无所谓，反正他得做这件事，这就单纯了，不会有后悔和抱怨——当然这说的没准儿已经不是×××了，也许他也有别的社会成功方面的想头，于是也哀怨过，我现在不具体讨论他的传记——当你照着去做的时候，应该也是始于一个精神驱动，进入一个精神过程的；真这样的话，对你就没有失败，无论什么结果，你反正是完美地获得了这个过程。当然你会加入目的，但是这时你就得有那个“看”了，看那目的是不是一定要的；是一定要的，那就是另回事了；那就将改变为一切为了达到那个目的，最初精神驱你进入的过程很可能就得改变方向了。你到底要哪一个？要目的，那就不要谈本性的自然了。这时最重要的，是你要清楚，“目的”是你的选择；因为这时就有了成功或者失败，失败了怎么办？“后悔”和“抱怨”是不要指望别人与你分担的。

德国战后总结过去，说要是不把这段想明白了，就不能结束这一章。而我们大概从来也没认认真真地总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咱们也没有真正作为大人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种总结本身带有很大的虚伪性，它其实是一种掩饰，就是说，我们认识了这件事，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好的了，天下也就好了；这件事从来不是我们选择的，而是历史误入歧途。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而且正在继续选择的。关键不是你走向哪个方向，关键是你还在走路。
实际上谁也不知道历史要上哪去，只是大家都在走，于是它就必定要上哪去。这个能量是永远存在的，人必须走路，必须呼吸，这中间就包涵着兴奋和沮丧、生存和毁灭；人只接受一面不接受另一面，完全是违反自然的妄想。
所以这种总结本身呢，带有很大的逃避性，我也可以说其中包涵着的是一种人类的天真的希望心情。
我原来也是有过这种希望的，以为只要人从心里有一个真正的开始，世界的一切就会根本变化。而这其实有一种混淆，就如同你对彩虹说：“啊，你给我结一个苹果吧！”哎，它们都可以是美丽的，却又是不相干的两个事物。
（以下略）

1992年11月26日
德国
（编者据录音整理）




与穗子谈

……
你曾经说过，就是讲《城》诗的时候，说你小时候坐公共汽车，听到报站说“故宫”到了，你就一阵心跳。因为你爸爸的名字同“故宫”谐音，像听到叫了你爸爸。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有种矛盾，一种“代沟”①？要不然干嘛要心跳？是因为“代沟”吗？

嗨，这种说法太简单了，什么叫“代沟”哇？两代人间都有“代沟”，哪是这么个关系呀？
人有一种生命间的依恋，也有一种生命间的冲突，有一种血缘的依恋，也有一种血缘的冲突，这不是什么“代沟”，和这种机械的想法没关系，也不宜用任何这类思想式的、社会归类式的、理论结论式的想法来解释。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你听到“故宫”会心跳？

这是本能呵！如果有人叫你妈妈或者你爸爸的名字，忽然叫起来，你就会一愣呵！

就是这不是由于一种……

不是不是，没有什么深意，用不着引申，这就是一个本能的最简单的反应而已；如果走在街上有人叫“顾城”，我也会吓一跳。有一回在瑞典，我走在地铁那儿，忽然听见有人清清亮亮地叫了一声：顾城！我就愣了一下才回头；那人说：“噢，我在报纸上看见了你，知道你来了。”一种本能；这个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在那儿朗诵嘛，也就是有个由头开始说话吧；一下想到了小时的这个心情，好久没见父母了嘛；不是朗诵《城》吗？我《城》也写了《故宫》，这就一下想到一块儿了。

那么我想知道在诗歌创作上你跟你爸爸有什么区别？

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是一个，照他的看法，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他一般地愿意说比较吉祥的话。他不愿意想不高兴的事儿。

乐观主义者，具体是什么？就是说他相信这个制度，还是相信……

他永远相信一切会越来越好，他而且只看见好的，他把坏事都尽量忘记，他自动就把不愉快的事忘记了。

社会性的？

不是社会性的；这是他的本性，他个性的；跟“社会性”没关系。他喜欢记住好事，忘记坏事，这是他的本性；而我恰恰相反。

你喜欢忘记好事，记住坏事？

一般情形如此。我总是记住不吉祥的事。好事如过眼烟云，特别是荣誉。而所谓的坏事，总是带着惨痛，它同我有一种生命上的关系，它持续影响着我，我自然会记住。

那么在创作风格上，具体到诗歌上，你和你爸爸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我父亲呢？早年也是一个很热烈地喜欢诗的人，我想。但是因为他在那个时代之下，所以写的就都是比较跟那个时代有关系的诗。那么我同他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他写诗是比较面对社会、面对人的；而我呢，写东西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事儿。

自己的事儿？

哎。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了吧？就是说他具有社会性意识吧，写东西时会从读者方面想得比较多；而我觉得呢，现在说“灵魂”也说得太滥得可怕了，写不说“灵魂”，就说是自己心里的事儿。

你觉得写诗是和社会无关的，是你自己纯个人的事情？

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我”并不是通常观念上的个人，“我”可能是宇宙，可能是花鸟虫鱼，也可能是中国，也可能是人类，这个不能确定。诗中的“我”是一个精神状态的我，是个精灵的我，它没有名字，它可能变化成各种事物。

这是你和你爸爸最大的区别吗？

我想是的吧。还有就是他觉得写诗，做诗人是一个荣誉，我不这样看待诗。

你认为做诗人呢？

我觉得被人称为诗人是个偶然现象。社会这么看你就这么看你，如此而已。你可能被称作各种东西，“名可名，非常名”嘛，不过是姑且有之，它并不是事物的本质。

那你们的共同点呢？

共同点我想也是有的。他也喜欢好诗，他也读唐诗，这都是共同点。他有时候看我的诗也很惊讶，比如小时候我写诗，他说：“啊，唯美主义的呵！”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唯美主义，但是有一点儿“臭美”，小孩儿总有点儿虚荣心嘛，听见这么一句带“美”的莫名其妙的话，总觉得有点儿得意。而且他给了我这样一个“唯美主义”的概念。
我想他要是不写诗的话，我不会把写诗当成一回事情。因为他写诗，所以我就也把写诗当成一回事情了。有些诗呢，我就抄下来，保存下来；要不然可能就全都丢掉了。

是你的诗呵？

我的诗。他的诗倒好多文化革命中间就丢掉了。我们写了诗，他就都扔到灶里了，我的也烧掉了不少。他的烧掉的诗我现在还记得零星一些呢，就是说，

背下来了？

哎，对；我清楚记得的，比如一个春天，在外边……

他不记得了哈？

他忘记了，后来我背给他，他全都忘光了。有的我背一句他还能模模糊糊有点儿印象冒出来。像有一回春天里，外边是好多耕地，我们在那儿烧猪食，用稻草烧猪食，他就拿起纸笔写了一首诗，大概是：大地是一个棋盘，生命是一粒粒棋子，没有输赢胜负，麦穗和花朵是我们的旗帜。——他那时候倒经常写一些这样的句子。还有一首《沼泽里的鱼》我记得很清楚，我和了一首《中枪弹的雁》，我父亲说应该叫“枪弹下的雁”或是什么，对仗嘛。我们因此经常对对子，我想我“对仗”的概念就是在那时特别清楚起来的。

那么好像你对东方文化道、佛，好像比对西方文化的兴趣更浓一些，这是承接了你爸爸的遗风还是……

我爸爸一点儿这个风格都没有。我父亲有时候生起气来就让我剃了头当和尚了事，但是并不是因为对佛、道有什么兴趣。他相信气功的“气”，有时候把“气”想成宇宙中交流的秘密，跟现在流行的说法很像，但是我想这跟“道”的思想、“佛”的思想全都没有关系。

你相信气功吗？

我能感到“气”。一个人在放松的时候，他会感到“气”的推动，这不稀奇，对于我来说比起写诗的奇迹感，这可要差远了，比起做梦、写诗感受的神奇差远了。

你欣赏你爸爸的诗吗？

嗯，我应该说差不多全都读过。他早年的诗是有激情的。我们一起煮猪食时他写的那些诗，我也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有很多词我原来都还没想到，像他说“时间的车水马龙”什么的，他说“让我们像燕子一样回来，重新衔起一丝泥土的芬芳”，这样的词，在当时一个荒凉的地方，读来还是很明亮温暖的。

他欣赏你的诗吗？

他感到很矛盾我想。忽然有时候他会觉到惊奇，但他会立即告诉我，到此为止！不要再往“奇怪”里写了，因为没有人再能懂你了。现在我想他会彻底地认为我那诗已经不知所云了。
……

1992年12月18日
德国
（编者据录音整理）






从自我到自然

五年前来过这里，五年后又来这里，一切正像中国古人所说的那样，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人还是人。但是，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感觉。世界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自己。今天我想讲一讲这个改变和它在我诗里的表现。
我是在文革中开始写诗的，我们可以从电影和书中看到那个时代背景。那时候的中国大陆是一个毁灭文化秩序的时代，它以西方的方式消灭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又用中国的方式打退了西方文明，使近代人类史上出现了这么一个罕见的文化空白。我有幸生活在了这样一个时代，为什么说“有幸”呢？因为在这样一个现代的原始状态中间，我开始走我新鲜的道路。

一九六九年我离开了北京，在山东昌邑县的一片土地上放猪。那里人很少，只有大片荒凉的白色碱地，也没有很多草。我在天地中间，感觉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什么也没有，天地间只有我。我知道我是非常渺小的，像昆虫和草一样微不足道，可是我的心并非草木石头。在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一种生命的感觉就醒来了，在我的心中升起。
一条细线在天际飘动，渐渐成为一群鸟向我飞来，它们飞到我头顶上的时候，并没有过去，而是降落了下来。在我周围成千的鸟儿对我叫着，我感到一种激动。很多很多眼睛看着我，它们都看我；也许因为我不是它们，我不是一个鸟，是一个人，它们感到奇怪；我却有一种快乐，一种想说话的愿望，我想回答它们，回答它们的叫声。我觉得它们用它们的语言召唤我，但是我不懂，我说不出和它们一样的话来。后来鸟飞走了，本来安安静静、永远不变的土地，忽然像张白纸那样飘动了一下。
它们走了，那个瞬间，人世间的“五音”——“五音使人聋”的“五音”将我绝然于外，这时我听见了另外的一种声音——天、地宇宙万物在轻柔地对话。它们做着手势，它们之间流动着相思和默契，草因此生长，开出花朵，鸟因此飞来又飞去。这是自然毫无遮掩的秘密，而“五色使人盲”，我一直就没有看见。我拿起笔找到一些字，开始写诗。
将近十五岁的一个夏天，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我写下了这个声音，就是一九七一年我写的《生命幻想曲》。我在这首诗中写：“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没有任何目的，我在这自然的天地里，在水里，光把我一点点晒黑。
那个夏天，我在潍河岸边，我感到我每走一步就有一个音响，就像在钢琴的琴键上行走一样。我累了就躺下来，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天上睡觉；它睡着了就慢慢落下来，在接近河水的地方，被自己的影子惊醒。这时皮肤已不再是我同世界的界限，我感到了另一重我——远处的树林在响，就像是我的手在抚动，河水在流淌中轻轻冲击沙地、冲撞粘土的河岸，就像我的手抚摸着我的膝盖——我像阳光一样在大地上行走，宁静如云。作为一个人的恐惧、害怕、矛盾都没有了——像是我要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所以一切正在开始。
我说：“时间的马累倒了／黄尾的太平鸟／在我的车中做窝／我仍然要徒步走遍世界——／沙漠、森林和偏僻的角落”我说：“太阳烘着地球／像烤一块面包／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 ／我的生命”。在我成为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就成为了我，这声音就是我的语言。
这是个很好的自然生命的感觉，这是人在年轻的时候，生命幻化出的梦想、光明和花朵。

但这个光明并不能在时间中持续下去。十七岁回到北京城里以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危险。我说：我从北方的草滩上走出，走进布满齿轮的城市。我说：在一片淡漠的烟中，我继续讲绿色的故事。这时候我要开始对人说话了，我遇到了困难。鸟说话从来是自然地鸣叫，而人说话则是要遵循规则的，所谓语言的法则。
语言使用规则，便于传导实用的信息——我们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内做什么事——传达给一万个人不能出现不同的解释。规则形成于多次语言传导尝试，而过程中最初的新鲜思路也就逐渐固化成了观念。这时再要想用语言表达你心里的感觉的时候、写诗的时候，就会障碍重重。规则不能总是帮助你，它还会使你误入歧途。
人在一种纯粹的精神状态中，呼吸和心跳都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人的声音，使人在选字和排列字的时候与平时不同，这是自然的表达。它和语言规则并存在生活中。在人们缺乏精神默契的时候，这种自然的表达和传导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就突现出来。这也是人的本性和社会的矛盾，生和活的矛盾。
我在这种矛盾之中，我无法对人说话，可我必须说话，并且生活。我开始读书，我躺在一个顶楼上读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时候的中国已经慢慢开始有书了，我是在做木匠的空隙中开始读书的，我感到了一种亲切。尽管在现实中间人和人难以对话，但是在书里我却看到了别人的故事、生活和他们要说的话。李贺说：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那时我十九。
后来又读洛尔迦的诗，他说：哑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偷他声音的是蟋蟀王。最后当哑孩子找到了他的声音，却穿上了蟋蟀的衣裳，变成了昆虫。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那时候我就想，我要到一个地方去，变化一下，哪怕变成一只昆虫，我要找到我的声音，说自己的话。后来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反复过程。

当时西方文化在大陆解禁，造成了一个时尚，冲击力很强，叫“寻找自我”。我当时也陷入到这个思想逻辑漩涡中去了。那时候中国很流行J·S艾略特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什么。这话并没有错，但是对于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我寻找属于我的声音，我同时想对人说话；这竟然是一个悖论。
在最绝望的时候我放弃了对别人说话的企图。因为我的话说出去，别人赞成，可赞成的并不是我，并不是我以为传达出去的意思；别人不赞成的，也只是他们想象的我，是扭歪了的我的表达。
我在一首诗中写：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画下一个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画下想象中我的爱人／她没有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她永远看着我／永远，看着／决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我说：我还想画下未来／我没有看见过它／也不可能／但知道她很美／我画下她秋天的风衣／画下那些燃烧的烛火和枫叶／画下许多因为爱她／而熄灭的心。
那时候我觉得艺术精神是另外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想要的，而现实的世界不是我想要的，我把它们分裂开来了。在这首诗最后我写：最后在纸角上／我还要画下一个树熊／它没有家／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它只有，许许多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
在我写了《生命幻想曲》十年以后，一九八一年，我好像看见了自己。我看见自己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像树熊那样，坐在澳洲的树枝上，安静地放弃了一切希望。但是那时我并没有放弃我，我说：我任性，⋯⋯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了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并不放弃我对这个世界的愿望和热爱，虽然我知道实现它是不可能的。每一个人活得都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所有幻想在这个世界上的实现，都会变成现实的一部分而远离幻想本身，这十分荒谬。这也就是唐·吉诃德出门游侠的滑稽故事。
一九八三年的时候，我开始理解到东方哲学的另外一面，即所谓“无为”的结果——“无不为”。当人不再对这个世界抱有希望的时候，他可以什么都不做，也可以什么都做。万般皆可；这是中国式的自由。这时我忽然看见了□□□所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约1700字略)

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开始做一种新的梦。我梦见了一个叫做“布林”的，无法无天的精灵，有一个《档案》记载了他做的事情，它有点像一个现代的孙悟空。这个档案的第一页记载着布林最早的事情叫《布林的出生及出国》：
（朗诵《布林的出生及出国》）

布林生下来时／蜘蛛正在开会／那是危险的舞会，在半空中／乐曲也不好听／布林哭了／哭出的全是口号／糟糕！赞美诗可没那么响亮／接着他又笑了／笑得极合尺寸／像一个真正的竞选总统／于是，母马认为他长大了／他一迈步就跨出了摇篮／用一张干羊皮／作了公文包／里面包着一大堆／高度机密的尿布／他开始到政府大厦去上班／／在那里／可没有舞会／部长级罢工委员会／正在进行选举／在香烟纸上写满名字／写满了，就做个鬼脸／这时布林来了／从马棚走进会议大厅／严肃得像一块黑色大理石／他站住，伸出一个手指／上边绕着铜喇叭的线圈／他说：面包／哇哇，所有乌鸦都落在桌上／“是的，面包／这是民族必备的骄傲／必须，明白了吗？／不能加鸡蛋，面包万岁！／打倒一切做蛋糕的阴谋！”／所有的人和树叶／都鼓掌了／为了加强感动／在遥远的地方还放了录音／每位猪的嘴上／都用钢笔画出了一种微笑／可惜这种工艺／现在已经失传／／布林发表完演说／就按原计划出国／花了三颗星星眨眼的时间／才到达港口／他可真不容易／用胶鞋换了个潜艇／一切都非常顺利／布林潜到了公海／碰到了，不！不是鲸鱼／是圣玛利亚钓鱼的钩针／圣玛利亚拉不动／就知道是布林／于是，她就光着脚／开始在公海上飞跑／一个钩针／拉着用胶鞋换来的潜艇／她整整跑了两个星期／布林浮上来呼吸空气／又饿得沉进深海／玛利亚呢，自然早见到了上帝／奔跑结束了／又过了两个世纪／饥饿的请愿才得到缓和／又饿死了两对袜子／一本诗集，和一个螺丝

生命本身有一种能量，不知道是神或者魔鬼，还是魄，也许他们混在一起折磨着我。有的时候生命一片光明，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在那种时候写：前边很亮／前边是没有的／有时能听见叮叮咚咚的雪片。有的时候生命非常美好，但有的时候却非常可怕。都可能达到一种和谐统一。最可怕的不是上帝或魔鬼，而是处在中间的一种思辨状态——没有力量，也不能安宁；没有目的，也不能自由。一切都变成了观念、分析。人被他使用的工具使用着。

一九八五年我感到我几乎成了公共汽车，所有时尚的观念、书、思想都挤进我的脑子里。我的脑子一直在走，无法停止。东方也罢，西方也罢，百年千年的文化乱作一团。在中国大陆开禁以后，我就不由自主地在这个漩涡中转，最后竟达到了一个疯狂的境地，我打碎了一些东西，超过了极限，我忽然又聋了，又听见一种声音，这一回不是鸟的声音，也不是天的声音，而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危险的声音。这声音到来的时候，我和这个世界的一切关系都瓦解了，我处在一个明亮的疯癫状态。就在我开始放弃自己的时候，那句话如期到来，我在梦里听到了它：“整个下午都是风季……你是水池中唯一跃出的水滴／一／滴”——我终于像一滴水那样安静了下来，我和这个世界的冲突结束了。
我和这个世界对抗的时候，就像一个小虫子在瓶子里碰撞，就像孙悟空被扣在一个钹里，不断想逃走，他一会儿放大自己，一会又缩小自己，用一个小针钻洞⋯⋯它用了各种方法，但是都逃不走。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生命的矛盾，因为逃走的努力本身就属于这个瓶子，属于这个钹。
人不能创造自己，他只能观看——我没有办法对抗现实，我就依靠我的梦想；我没有办法改变世界，我就依靠文化；我没有办法在现实中间实现自己，我就想到历史；这些都不错，但是我却依靠着我以外的东西，就像依靠着一根拐杖，当这个支持物崩塌的时候，我就跟着倒下去。我所抓住的一切都在崩溃，这就是一个价值崩溃的时代。《滴的里滴》就是这个崩塌和解脱发出的声音——（朗诵《滴的里滴》）



本来 你可以过去
拍拍手
走过草地

树一个劲冒叶子
你一个劲说话
叶子
你留着开机器
一个劲冒冒 冒进烟里


远远的看是桶倒了
滴
好多精细的鱼
在空中跳舞

滴的里滴

鱼把树带到空中
滴
鱼把树带到空
中
棕色的腿耸在空
中


滴的里滴

树一个劲放烟 开机器
树
倒了
放鱼

滴滴
拍拍桶拍拍桶找出钱来

你 一条条撕 一条条
直到露出水晶鼻子


里滴 里滴

转转机露出水晶鼻子
一条冒烟鱼

五只脚伸过来看我 看你
把它看回去
把它看回去
把它
放回去


滴 滴
远远的看是桶倒了
机器开鱼
一条白色的鱼
放鱼盘子
缓缓慢慢 跳
进
傍晚的水里

把它看回去


拍拍桶 找出钱 币
傍晚的鱼

水清花花的下去了

下边 车站 移房子
撕
鼻子

之后处理 爬到树上的岗哨
滴


脚伸过去 里
看
鱼
锅里
雨

整个下午都是风季

盘子讲话 盘子
盘子
盘子

你是水池中唯一跃出的水滴
一
滴

门开着门总在轻轻摇晃

这是一个心理的崩溃，也是一个现实的崩溃。人一直在回避和迎接这个崩溃。这崩溃的危险在我的心里，就像（此处录音难以辨听），就像“八·一八”那一天，我走在街上，所有街道的名字就都变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各行其是。过去消失了，此刻是未知。
在这整个的过程里我所能够明白的，是那个声音告诉我的：“整个下午都是风季”。这个世界是一个刮风的地方，这个时代是一个刮风的季节。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忽然感觉到世界离我远了——我从来就不在瓶子里，是瓶子告诉我，我在瓶子里，是世界告诉我，我属于世界。我说我不属于它的时候，我并没有离开它，因为我一直靠着它的思想和方法强调这一点。而此时世界远了，我听见盘子讲话，在说：盘子，盘子，盘子；国家讲话：国家，国家，国家；政治讲话：政治，政治，政治；艺术讲话：艺术，艺术，艺术；诗人讲话：诗人，诗人，诗人——都远了。——“你是水池中唯一跃出的水滴”——这危险的声音“里滴”变成了一滴水，就这么简单——“一／滴／／门开着／门在轻轻摇晃”。

一九八七年，我离开了中国，首先到了欧洲，心情依旧不佳。第一次到德国的时候，我闭着眼睛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邀请我来的教授问：为什么要到外边来？我说：我想种地，我想有一块土地，悄悄地度过一生。
中国文化有显性的一面，也有隐性的一面。隐性的一面在自然中间，它不断给显性文化提供着营养，提供着一种安宁的哲学观照，使人能够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而从容不迫。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的不安源于这个世界的本身。李白、苏轼都有做和尚的朋友，王维、寒山、曹雪芹本身就显隐不定，更有大量许由之类的人，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在现代中国，隐性文化的一面，几乎消失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用它严密的统治，和有限的现代技术，摧毁了所有村社，摧毁了人们的自然生活、寺庙和桃花源般的理想诗境。中国文化失去了它寂静的核心、它的根。人也离开了他的传统生活和自然情味，开始妄想妄动，就像离开水的鱼那样盲目。这是我难以承受的。满街都是茫然的人，一阵风就能吹起所有尘土。
为了找一片自己的土地，一个树林里的家，我选择了新西兰。我在离奥克兰不远的一个小岛上找到了我需要的地方。那是一片原始丛林，一间老房子。岛上的居民不多，有欧洲人，也有毛利人，在没有人的地方有羊。到达那个小岛的第一天，我对我的妻子说：我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准备过这样的生活，现在我终于跨过了这个倒霉的世界，到了我要到的地方，我的生活开始了。
那时我对自然有一种信仰，我对我的自性也有一种信仰。我觉得到了自然界之中我就不再会有许多妄想，我的生命的自然美就会显现出来，就像我在诗中说：“风在摇它的叶子，草在结它的种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是一种想象。自然并不美好，自然中间有老鼠、跳蚤，并不是我们度假时候所看到的自然。在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现代文明的情况下，你必须一天到晚和自然做斗争。自然是一些吃来吃去的嘴巴。这些都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在自然之中，我发现我的本性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是属于天的，或者是属于我自己的，它是盲目的，它就像蚂蚁一样到处乱爬，像章鱼一样舞手舞脚，它停不下来。我的思想也并没有停下来，思想只是一个借口，当我说“我不要”的时候，我的本性、魂魄依旧在活动，在折磨我，我必须找到一个形式来抵消它。那时候我真理解了中国的一句家常话：过日子。就是你要把这日子过下去，要不然你就过不得了，就卡住了。所以在没有任何目的的时候你还得有一个过日子的方法。甚至死亡也不是你可以选择的，那个时候没到你也选择不了。有的时候我就像发疯一样在这个岛上快走，我停不下来，也不想吃饭，精神大得不得了。最后没有办法，我找了块大石头抱在怀里，才能慢下来走回家。那真是个绝望的时候，因为我把最后的幻想放在这上面，而这上面什么也没有。本来无一物，明镜亦非台。菩提本无树，我第一次心如死灰。我对自己说：你爱干嘛干嘛，能活就活，能死就死，我只是把这种能量释放出去。我从我那小小的山坡地上挖出一根钢钎，又去买了一把大锤，每天打石头。一块块打裂之后，把它们搬下山。我在山坡上筑了一条滚石道，一直在想的事情是怎么撬动石头，怎么搬运，再怎么一块块对起来垒成墙。当时我还在大学里做一些工作，除此以外，我就在家种地弄石头。我最大的遗憾是错过了鲁滨逊的时代，在鲁滨逊的小岛上没有银行，而我那里的地都是有主人的，我不是毛利人。所以我必须在对付完社会以后再对付自然。
打下的每块石头都不一样，开始要费很大的力气，要集中精力，才能把它们放好砌齐。可是慢慢地就没有感觉了，睁开眼就往山上跑，累了就下来。我觉得时间好像离开了我，我没有时间观念了。一睁眼天就亮了，一闭眼天就黑了，也没有季节，只有雨季和旱季。有一天我看见钢钎和石缝之间迸出火花来，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山影在傍晚重叠起来，树上一只黑色的鸟停在很大的月亮里，边上的大树已经开满鲜花；多少天里我竟没有注意到它。
我像一个婴儿那样醒来了。长久以来，我不知不觉中把我的思想、把我自己全都忘记了，忽然醒了，就像一个孩子那样新鲜地看着这个世界，我才发现一切都非常的美。

我看不见这世界是因为我的心像波动的水一样，当我的心真正平静下来的时候，它就映出了这一切。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一切都没有改变，但是我看见了它们。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固执，我喜欢我自己，我喜欢生命中间最美好的那一刻，无论是爱情还是革命。我曾经热衷于革命，甚至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些使我感觉到的是人的那种真切、纯粹。我喜欢林黛玉，也喜欢李逵，喜欢他们那种真切的性情。但是当我说“真美啊！”的时候，它们不会停留下来，它们就消散了。我接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消散。歌德写的《浮士德》最后一句说：真美啊，你留下来吧！一切就都结束了。当你摘采这朵花的时候，她就枯萎了；即使你能变成一朵花，春天生长开放，秋天也要枯萎；人有生必有死。常有是不自然的。我知道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个人，像一只昆虫，同时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很短的过程。
有一年我在世界上旅行，那一年非常巧，我一直走在春天里，没有秋天；在我走到的所有地方都有花朵。西方有一句话说：上帝不居住在任何地方，这是《圣经》上的一句话；中国也有一句话叫：无所驻处是真心。春天是不会停下来的，所以花朵会枯萎；但是在春天到达的地方，永远有新鲜的花束。在我放弃了自己的时候，我忽然就自由了，我终于理解了什么叫自然而然。
这个自然并不是自然界，不是树林，不是一个“有”的观念。这个“自”说的是自己，万物都有它的自己；“然”在中国古文中作同意讲。“然否”“然”，就是“这样”。这是个非常平静的同意的态度：我同意我是这样的，我并不要求超乎于我的东西。就像惠特曼说的那样：从此我再不要求幸福／我就是幸福／我再不仰望那些星星／我知道它们的位置十分合适。中国的禅语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就是万物各归其所，一切自有它们的归宿、来源和本性，性命相合。如果将不同的事情搅在一起，就会造成混乱。
现代人预设的自己已经不再是他本身，而是一个社会观念的产物。他不愿放弃这个观念，本性又是不可改造的，所以就陷入了悖论。只要你不放弃那个矛盾的前提，任何解决悖论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当你明晰了这一点之后，一切自然各归其所。就像耶稣说的那样：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把恺撒的还给恺撒。这是一个钱币的两面。中国的无我和空灵之境，并非只是无，而是可有可无，无我，无不我。
当灵感到来的时候，我像一道春风通过的走廊，在另一端就出现了生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