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海建

　　新设置的高校将不能在校名中使用“中国”、“中华”、“国家”等字样，这是记者日前从教育部了解到的。据了解，教育部出台《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关于“十一五”期间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文件，严格管理普通高校的设置工作。(3月2日《北京日报》)

　　世界上的大学怕还真找不出比我们更热爱贴牌“国字号”的了，这里固然有计划年代“国字号”高校在高教资源配置上“天然优先”的旧规则意识的心理反射，更多的怕还只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急进的“高教高烧”中的一种“流感”而已，仅仅靠“不得使用”的禁令是解决不了“高烧”问题的。最新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教育蓝皮书《2006年：中国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直言了“高校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仍在下降中”，而这种“下降”显然不能仅归咎于高校“名号虚妄”的“升温”。

　　“高烧”的中国高等教育起码有四种症候群：一是全员盲目升级，专科改本科，学院变大学，大学求综合，名号一个比一个吓人，坊间的说法是“就差没好意思叫银河大学太阳系了”；二是人数扩招上的大跃进，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1999-2004年期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增长了2.2倍，其中研究生人数增长了3.1倍，而此前1993～1998年的6年间，分别只增长了34.4%和86%；三是急功近利地异化“教育产业化”，赶趟似地把“高教对产业的原动力”曲解成“办产业般地高收费”，而真正作为教育产业化始祖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家也只是竭力使自己的教学、科研成就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建成的那个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叫“硅谷”、却不叫“斯坦福谷”，就在2006年，我们的“清华大学”却成了中国“驰名商标”；四是空间上的急速前进，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数十亿的投资，建起的却是找不到图书馆的“大学城”……早在数十年前，清华大学的已故校长梅贻琦就告诫说：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而眼下老百姓对中国大学的爱恨纠结，决不只在于培养不了“大师”、甚至也不在于培养不了“蓝领”，而在于慷纳税人财政和血汗多重之慨的“高烧前进”到底将中国高等教育带入了怎样的险境？高教财政上的紊乱、高校的金融风险、事实上“居低不上”的就业率……“声誉”和“公信力”怕正是沦丧在这些领域。

　　一块钢铁再怎么镀金，永远都无法变成真正的黄金。高等教育这个事关民族命运社会福祉的宏大命题需要的不是上妆的本领、恰恰是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美国的“麻省理工”，只是一个“学院”，但依然不妨碍它的名扬四海；“普林斯顿”的人数也没到我们“规定”的8000人，但它叫“大学”还是让人觉得名副其实。“名号虚妄”固然是要治理，但反省“高烧式前进”的高等教育更是迫在眉睫，因为，它远不只是一个“声誉”和“公信”的简单问题。

　　来源：国际在线